▲《阵地》，钱林森、王剑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
《阵地》：文化人文化抗战的心灵史
■黄伟林
抗战时期，山水名城桂林同时有文化城的称号。长篇小说《阵地》讲述的正是桂林文化城文化抗战的故事。所谓文化抗战，乃是相对于军事抗战的精神层面、意识层面的抗战。具体地说，就是在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展开的抗战。相对于我们熟悉的军事抗战，文化抗战无疑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军事抗战的武器是枪杆子，文化抗战的武器是笔杆子；军事抗战的用武之地是战场，文化抗战也有战场，文化抗战的战场是图书报刊，是剧场画坛，是教室课堂；如果说军事抗战是身体的肉搏，那么，文化抗战则是精神的较量。它关乎正义与邪恶的裁决、抗争与投降的分化、团结与分裂的选择，其目的在于唤醒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达成民族共识，促进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激励民族创新与创造。
《阵地》在情节叙述上，主要采用了虚实融合、纵横交错的手法。虚构人物即南京青年任素宁，出场之时，她是一名学生，家住国际住宅区，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当时淞沪会战已经爆发，南京学生时有游行抗议。任素宁“向来不参加这些游行，她觉得所有的游行、抗议都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向往的是岁月静好的生活。然而，南京大屠杀击碎了她的生活梦想。她的父母在日军的屠刀下丧生，她侥幸得以逃脱，随着流亡的人群到了广州。在广州的时候，她终于完成《南京惨案亲历记》一文。之后，她流亡到桂林，向转移到桂林的《救亡日报》投稿，得以在《救亡日报》连载，后来她本人被《救亡日报》聘用，成为一名文化战士。
《救亡日报》是创办于上海的以文化抗战为宗旨的报纸，随着战争的进程，《救亡日报》由上海到广州，由广州到桂林，与任素宁的流亡路线交汇。
在某种意义上，《阵地》书写的是任素宁的成长历程。她初到桂林之时，每天趴在救助站的床上完善她的《南京惨案亲历记》，她的经历被同为逃难者的室友们知晓，她们对任素宁寄予同情，纷纷为任素宁买纸买笔，建议她给《救亡日报》投稿。任素宁正是从自己的这种切身经历，体会到“在集体性灾难中，文化代言的角色竟能如此凝聚人心”。
在任素宁的成长历程中，有一段经历值得重视，就是她到延安采访八路军。在延安，任素宁有一个发现：人们通常认为西北土地贫瘠，生活困乏。可到了延安，亲眼所见的情况完全相反，到处是欢声笑语，这里的人们都很快活。为什么会这样？任素宁经过多方调查，她的结论是：此处之人们，心里都充满着希望。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任素宁的精神面貌变了。她自己也意识到，她的变化，是因为她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
后来，任素宁还经历了陆营长和韩大勇的阵亡，见证了中国军队为国家付出的巨大牺牲，经历了她的人生引路人夏衍的死而复生，经历了桂林疏散与沦陷，所有这一切，成为她成长的基石，“她已经是这块阵地上的老兵”。
这是小说《阵地》讲述的任素宁的成长故事，一个向往岁月静好的金陵女学生意识到文化的力量，并懂得以文化为武器为国家、民族与个人抗战的故事。小说记述了任素宁从一个向往岁月静好的小女生到一个信仰坚卓、性格刚毅的文化女战士的成长全过程。小说融入了夏衍、田汉、艾芜、周立波等真实人物，亦显示了一个民族在抗战的血与火中锤炼铸型的过程。
如果说任素宁的故事出于虚构，那么，任素宁的成长背景，或者，由任素宁串联起来的桂林文化城的各种人物与事件，则属于历史真实。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创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欧阳予倩的桂剧改革、广西建设研究会对文化人士的吸纳、陶行知提倡岩洞教育等一系列发生在桂林的文化事件。任素宁的成长历程与这些文化事件构成了纵横两个方向的文化叙事，共同呈现了抗战期间桂林文化城的总体面貌。
在所有这些基于历史真实的文化事件的叙事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田汉创作话剧《秋声赋》的情节。话剧《秋声赋》讲述的是主人公在桂林从事文化抗战的故事，其中有田汉本人家庭生活的影子。在田汉，这是一个艺术家进入角色、激情创作的过程；可是，在妻子安娥那里，却因为剧本涉及现实复杂的家庭婚姻关系，情感上有所抵触。但是，最后安娥读懂了田汉：田汉想表达的是，把一个小家融入国家、融入民族大家的家国情怀，而这种家国情怀正是当时社会所欠缺和民族希望所需要之精神。安娥意识到，这部话剧的上演，一定能感动无数观众。
《秋声赋》确实是田汉在桂林创作和演出的话剧作品，其演出确实感动了许多观众，获得了成功。作为一部基于历史真实的长篇小说，作者努力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试图展示的不是历史，而是心史，是那个年代中国文化人文化抗战的心灵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