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荡灵魂的青春赞歌
——读《从渔阳里出发》有感
■陈海强
读完纪实文学作品《从渔阳里出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恍如受到一次精神洗礼。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党史专家陈晋写道：“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找一条适合的新路成了一代青年发自内心的追求。”这段文字阐明了书中故事的时代背景。以此为线索阅读《从渔阳里出发》，对作家陈晨笔端的青春赞歌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作为历史叙事的地理坐标，渔阳里犹如一块思想磁石，吸引着众多青年汇聚到寻路行列之中。作者将目光锁定百余年前的上海法租界渔阳里，钩沉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与发展背后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诞生的故事。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出版创刊号。他在发刊词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即便在百余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发刊词依然令人感动振奋与鼓舞。书中讲述的每一位青年的故事，都是如“百卉之萌动”的存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尽苦难、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作者敏锐地将地理坐标的出现和变迁，作为研究历史场景的叙述线索，从而在复杂事件中体现出强烈的在场意识，以精准、从容的写作模式，让人物在笔端依次出场，在时空舞台上呈现其价值。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晚带领邓初、高一涵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等人积极展开营救。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次年，陈独秀抵达上海，以法租界渔阳里2号为居所，并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此处，团结和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青年都曾在此拜访过陈独秀，并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内的筹建和发展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今天，渔阳里广场坐落着一面名为“青春赞歌”的大型花岗岩浮雕墙。浮雕墙右侧入口嵌入金属火炬造型，象征着渔阳里点燃了“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浮雕墙画面呈现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从老渔阳里2号到新渔阳里6号，相隔不足百米的小巷被称作“共产主义通道”，维系着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与广大青年的往来，在作品中产生了有如多幕剧场景变换的互动效果。作者通过细腻笔触，将渔阳里作为主要舞台，详尽叙述了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的青春梦想和命运轨迹。这些叙述让读者感受到彼时青年有着怎样炽热的爱国之心，有着怎样纯真的精神追求。他们在为中华民族寻路的历程上奋不顾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倾其所有、竭尽所能，这种灵魂光芒隔着百年时空依然熠熠生辉。尽管，《从渔阳里出发》涉及人物众多，但作者在写作中善于捕捉每个人物的个性、情感及命运变迁，跳出了历史人物书写中千人一面的窠臼。
作为非虚构作品，《从渔阳里出发》完成了一次涤荡心灵的精神对话。作品最可贵的意义，就是以文学方式建立起跨越百年的精神通道，让逝去的青春被重新发现、得以流传、获得敬重。当我读罢全书，心头感受到阵阵回响，那是真理的种子从黑暗中破土而出的声音，是百年前中国青年先锋们的呐喊。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青年更需要将个人命运融入伟大事业，接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