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关山笛》,鲍坚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明月关山笛》:从再现历史到建构认同
■贺绍俊
虽然与鲍坚相识多年,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读他写的小说。我发现他的叙述颇有丝滑感,一口气读下来毫无挂碍,但小说的结构其实还有些复杂,历史与现实的两条线索交替进行,却进出自由,这也完全得益于作者在叙述上的清晰到位。这足以证明作者写小说还是有些功夫的,不过作者并不是来炫技的,他是抱着强烈的思想动机来写这部小说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后记中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他要写一个今天的“我”是如何“探寻父辈精神的故事”。寻找,便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我们跟随小说中的“我”与宁佳夫妻俩,开启了一次令人提神醒脑、豁然开朗的寻找之旅。
小说从一次家庭相聚说起。“我”休假时和妻子一起去福建闽东县城探望年迈的岳父。“我”用笛子吹奏的古曲《关山月》,意外地勾起了岳父深藏心底的往事,岳父连续几夜难以安眠,开始向“我”和宁佳讲述他年轻时追寻革命的经历。岳父心意难平,一定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代他去永泰县同心庄,为已故的救命恩人春玎扫墓。夫妻俩便有了一次有意义的旅行。他们在去往同心庄的过程中仿佛将岳父当年追寻革命的历程又复原了一遍,“我”和宁佳遇到了阿修伯、杖伯、紫英阿姨等与岳父革命生涯密切相关的人,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了更多岳父参加革命的细节,也意外地了解到触动岳父心事的《关山月》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在春玎墓前,“我”吹奏起《关山月》,杖伯则将春玎当年交给他的一支竹笛转送给了“我”和宁佳。这是一次完美的寻找之旅。他们不仅寻找到了岳父参加革命的地理空间,而且还厘清了岳父革命精神的来龙去脉。精神的寻找才是更重要的寻找。
追寻前辈的革命精神,让前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传承下来——这样的主题并不特别,但鲍坚采取了一种特别的讲述方式。
“寻找”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人类就是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开拓和丰富人类文明的,因此不少经典小说都以“寻找”作为故事的推动力来完成主题的表达。鲍坚同样是以寻找作为故事的推动力,这就将一个很容易堕入平常化和普通化的题材写出了新意。小说主要内容是岳父、春玎等前辈们参加革命的故事,但这类革命故事的小说已经被作家们反复书写,并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如果鲍坚只是直接讲述他们的革命故事,就陷入了模式化的约束之中。鲍坚通过“寻找”的构思,成功将一个革命者的故事转化为了一个寻找革命者故事的故事——此话有些绕,但要知道正是因为绕才绕出了新意。
这部小说在构思上还有另一个特别之处,鲍坚能将抽象转化为具象。他在这部小说里要寻找的是引领前辈人生命运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抽象之物,显然小说不适宜表现抽象之物,于是他通过寓意于物象之中的方式,成功地将抽象转化为具象。小说将革命精神寄托于具体的器物与艺术形式之中,让抽象的精神有了可触摸的载体。一支历经沧桑的竹笛、一曲穿越七十载的《关山月》,成为连接革命先辈与当代人的精神桥梁。岳父对《关山月》的特殊情感,源于革命年代的生死际遇,而“我”的吹奏则让这首古曲重新唤醒历史记忆,使革命精神在乐曲的传续中自然流淌。此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同心庄的古寨遗址等器物与空间,都成为革命精神的物质见证,从而让传承不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印记。
在追寻革命精神的主题表达上,鲍坚也力图突破一般化的表达,寻求主题表达的深化。
其一,《明月关山笛》跳出了“战争叙事”“英雄叙事”的传统框架,以“日常叙事”“情感叙事”重构革命题材书写。小说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惨烈与英雄的悲壮,而是聚焦革命先辈的日常生活、情感纠葛与精神坚守,让革命精神在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中自然呈现。这种写法可以让革命题材文学更具可读性与感染力。《明月关山笛》让我们看到,革命精神的传承虽然是一种宏大叙事,但不一定非得依赖宏大场景才能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回忆、一首乐曲、一件旧物,都可以成为精神传递的媒介。故事始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探亲场景——吃饭、聊天、下雨、吹笛、因老人失眠而担忧。革命往事不是在一个庄重的纪念场馆被提起,而是在充满烟火气的客厅里,伴随着岳母的唠叨、宁佳的好奇和“我”的陪伴,一点点被讲述出来。这种日常化的包裹,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沉降到家庭的、个人的层面,变得可亲可触。
其二,鲍坚通过“寻找”来书写前辈的革命故事,还包含着他对传承革命精神这一主题更深入的认识。小说没有直接写岳父参加革命的故事,而是让他的后代在一番寻找后将故事一一呈现出来,鲍坚说他这样写的目的是想“让英雄的故事成为‘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这就触及了传承的本质:精神传承的本质,不是知识的背诵,而是情感的认同和身份的接纳。只有当一个人从内心觉得这段历史与“我”有关,那些英雄就是“我们”的先辈时,他才会真正地去珍惜、去维护、去践行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作者精准地把握住了从“认知”到“认同”这一关键飞跃的必要条件。“我”与宁佳夫妻俩最初听岳父讲述往事时,虽然觉得很新奇,但并没有触及内心,也不理解为什么岳父听到《关山月》的旋律后情绪变化会那么大,他们将这种变化归结为老人的生理原因,在岳父诉说时他们还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后来一路沿着当年岳父革命的路线走过,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岳父当年的故事才一点点融入他们的血管。“我”和宁佳在完成了岳父所嘱托的为春玎伯扫墓一事的同时,其实也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换,他们由故事的聆听者转换成为故事的参与者,他们从前辈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要做的是如何让前辈的故事通过自己继续讲述下去。鲍坚尝试了一次不一样的讲述革命故事的方式,他的讲述不是简单地呈现历史,而是在讲述的同时建构起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与认同。
(作者:贺绍俊,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选刊》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