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晦生，乳名春官，学名熙祥，字善初，１９０４年２月１日出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今大荔县）平罗朱村。其父朱序馨系清光绪年间贡生，曾在商州任州同，后退坐塾馆。朱晦生自幼随父读书，好学上进。他１３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从此衰落，无力继续求学，只好以给人家放牛谋生，后又到朝邑县城内念点书局当学徒。１８岁时，在澄城县席家庄小学教书。由于收入微薄，生活难以为继，每临学校放假，就去充当“忙工”。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练出朱晦生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白天做工或教书，晚上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他不但学问大有长进，而且还练出一手出众的毛笔字和熟练的篆刻技术。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陕西。１９２４年，许多有识之士倡导举办平民夜校，这时在平罗朱村任教的朱晦生深受影响。同年冬，他在当地办起一所农民夜校，招收青年农民２０多人。他自编教材，自购灯油，还带领学员去田野中拾柴生火取暖，受到夜校学员和当地农民的拥戴。后来，这批学员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１９２６年冬西安解围后，共产党员李子谦受组织派遣，回家乡朝邑开展工作，着手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由于朱晦生在高明一带影响较大，追求进步，李子谦便很快结识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参加县党部的筹建工作。１９２７年初，朱晦生和党克俭受李子谦（公开身份是县党部常务）委托，以朝邑县党部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回朝邑以后，朱晦生在家中土地庙前写下一副对联：“耕者要有其田，民生完全靠地。”横额是“劳农神圣”。不久，他被李子谦派回高明发动农民运动。他以原农民夜校学员为骨干，深入各村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和组织起来的好处。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在平罗朱村建立起朝邑县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随后，其它各村也纷纷成立农协，农民运动势如炽火，迅速扩及全县。
１９２７年４月的一天，朝邑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内东大操场召开。数千群众云集会场，会场上旌旗招展，刀枪林立。大会由朱晦生主持，他登上主席台激动地说：“乡亲们，县农民协会今天成立了，从此以后有为农民说话的地方了！”全场顿时呼声雷动。接着，他又介绍了全省农运的情况，要求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之下，组织农民武装，保卫农民协会。
国民党朝邑县党部成立以后，朱晦生负责宣传工作，多次主持群众大会。５月初，李大钊在北京遇害的消息传到朝邑，朱晦生立即以县党部的名义主持召开追悼大会。他慷慨陈词，历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高呼口号，发表誓词，表示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李大钊报仇。会后，他以县党部的名义与县府交涉，说服县长将库存的一些武器送给农协，成立农民武装，清剿土匪。他还帮助县南仁义村农协，机智地借驻军之手处决了劣绅薛万宁。
１９２７年６月，经李子谦、党文伯介绍，朱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暑期，朱晦生利用受县党部委托在县职校办“孙文主义研究会”的机会，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给来参加学习的教师讲授中国革命、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课程。学习结束后，由县党部发委任状，指定每个学员到各村开展工作，并在各小学开设“三民主义课程”。
大革命失败后，朱晦生从国民党县党部撤出。１９２７年９月，朝邑县共产党的负责人李子谦被捕，朱晦生失掉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不久，他与张重义、党文伯等通过吴卜亭，又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朱晦生以教书为掩护，在本村开办农民夜校，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他在自编的教材中写道：“日割台湾，兼并朝鲜。租旅顺口，租大连湾。要图自强，尽数收还。……大革命家，孙公中山，建国方略，计划完善。专讲建设，行易知难……”由于教材通俗易懂，在群众中传播很快。
１９２８年春节前，朱晦生与张重义联系了２０多名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哀鸿剧社”，排练了《翠英之死》、《不识字的害处》等剧目，到各村巡回演出。朱晦生十分活跃，既是剧团总指挥，又是演员、报幕员。为增强演出效果，每次他都要在戏台两旁写一幅对联：“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一次在西高明村演戏时，他和张重义以“红枪会”名义处决了２名土匪，令群众看到了自身的力量。
１９２８年５月，张重义在南寨子小学领导学生闹学潮失败后被缉捕，只身去了宁夏。朱晦生因“朝邑南小学潮”事件株连被捕。在敌人面前，他大义凛然，据理力争，挫败了敌人加害的阴谋。他对探监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变向。假若没有我了，大家还要像以前那样继续干下去。”不久，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将他释放。
１９２８年夏，陕西各地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疯狂搜捕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东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朱晦生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于是东出潼关，投亲访友。不久经人介绍，担任韩复榘部２０师１１９团迫击炮连司务长。后因他精文善写，又先后调任文书和准尉司书、书记官等职。他一面寻机向国民党军士兵宣传革命思想，一面设法寻找党的组织。该连有一名青年叫王振汉，在刊物上发表了揭露连队生活黑暗的文章，被开除军籍。朱晦生对王振汉十分同情，暗中向王振汉赠送了盘缠川资。１９３４年，朱晦生回朝邑完婚时，叮咛地下党员张正德：“要多交友，慎交友，等待时机，留心找党组织，避免盲动。”
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原属西北军的一部，其中有不少下级军官曾在冯玉祥的军官子弟学校（后改为北平育德中学）学习，参加过彭雪枫领导的“育德同学会”（党的外围组织）。１９３６年６月，朱晦生联络了王志远等原“育德同学会”的进步军官，以换贴交朋友的形式，在济南秘密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志宏坚拔”，意为抗日之志宏大而不可摧拔。朱晦生在金兰谱的序言中写出了结盟的目的：“非抗日无以图存，非联共无以抗日。”他们的誓言是：“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谁都不能往后退。带着自己的队伍打游击，就是牺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积极在军官中联络，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其中大多数为营、团级军官，还有少量的师职军官。朱晦生向大家提出：“抗日救国要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认识了就要有行动。”
后经大家同意，“志宏坚拔”改名为“知行学会”。由于朱晦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待人又诚恳，所以在共同的斗争中，他和会员们的友谊不断加深。尽管在“知行学会”中，朱晦生的军衔较低，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威望很高。在他的努力下，该会的不少会员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１９３７年５月，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得知“知行学会”的情况后，高兴地说：“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这一部分力量大可发挥作用。”后来，彭雪枫专程赶到济南与朱晦生联系，朱晦生相约十多名学会骨干与彭雪枫会面。彭雪枫肯定了“知行学会”所开展的活动是进步的，对学会以后的工作和活动方式提出了具体意见，使大家很受鼓舞，一致提议把“非联共无以抗日”改为“非拥共无以抗日”，表示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彭雪枫又派张震与朱晦生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游击战争。这次会面，朱晦生给张震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张震向北方局汇报说，朱晦生“抗日斗志激昂，谈笑自如”。张震离开济南时，朱晦生还代表“知行学会”委托他给中央领导同志带去一些水果和香烟，并请他表达学会会员对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问候。
“七七”事变后，大批平津学生涌进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把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开办了“乡农学校军事教练养成所”，朱晦生担任教育长，王致远任办公室主任。他们设法调来一些“知行学会”会员，担任教导主任和教官，开展救亡工作。在养成所里，每天晚上，学员们络绎不绝地找朱晦生交谈，他总是循循善诱，给以启发和引导，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员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养成所内充满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不久，朱晦生根据彭雪枫的指示，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赵伊萍等人到聊城协助范筑先组建抗日武装，并派“知行学会”的郭武林带领２０余名学员奔赴胶东参加游击队。他还通过“知行学会”筹集了１４挺机枪、４０箱子弹，援助范筑先部的抗日活动。
１９３８年春，朱晦生听到家乡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恢复，遂以探亲为名，风尘仆仆地赶回朝邑，与县工委取得了联系，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后经县工委派往安吴青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仍回朝邑，协助县工委在县城内创办了“七七书报社”，做为抗日的宣传阵地和党的秘密联络点。他以国民革命军第３集团军第１２军第２０师少校副官处长的公开身份，一面为报社筹集经费，一面与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及当地驻军交涉，使书报社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时，他与妻子王奋生分别担任书报社股东和负责人。从此，许多党内刊物及进步抗日书报源源不断地从“七七书报社”分发到朝邑各地，为推动抗日宣传活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年１０月，经王致远等人推荐，朱晦生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３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随从秘书，为孙桐萱处理信件、电报，并起草文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做孙桐萱的统战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孙桐萱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国共合作，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１１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派人到郑州，为部队筹集棉军服和武器、弹药。经朱晦生、王志远与孙桐萱联系，解决了一个团的越冬用品。次年夏季，彭雪枫又派刘贯一来第３集团军募捐。孙桐萱听了朱晦生的介绍，在家中设宴招待了刘贯一，并以５０００元现款相助。此外，朱晦生还通过“知行学会”发动进步军官，给游击队筹集了２５００元现款、２００多支枪、２００００发子弹。
同时，朱晦生积极帮助进步青年参加革命队伍。在第３集团军负责黄河防线时，常常遇到沦陷区流亡青年。朱晦生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动员他们投身抗战工作。对于思想基础较好的，朱晦生通过内线，把他们秘密地送往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流亡青年中有一技之长的，朱晦生通过各种途径给以安排，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如：懂日语的，安排他们审问日军战俘；懂文艺的，送他们去桐萱中学搞抗日宣传。
朱晦生的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１９４０年夏，重庆一名少将特派员以视察党务为名，到郑州对朱晦生进行秘密侦查；国民党苏鲁豫皖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也曾电令孙桐萱立即将朱晦生押送分会，孙桐萱不软不硬地将汤恩伯顶了回去。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朱晦生随机应变，多次化险为夷。
朱晦生酷爱学习，无论是环境多么艰险，工作多么忙碌，他总是挤时间读书，并坚持做笔记。１９４１年，孙桐萱去重庆晋见蒋介石，朱晦生随同前往。冯玉祥的副官送他一部《资本论》，他非常高兴，戴着１２００度的近视镜彻夜阅读。他平日生活艰苦，从不吸烟喝酒，但买书却出手大方。他从重庆返回时，带了整整两箱子书。１９４３年，他还获得了世界语的高小毕业证书。朱晦生从未间断书法的练习，他师法魏碑，笔力遒劲。他的篆刻技术又得力于书法，雄浑厚朴，日益渐精。他曾用木、石甚至肥皂，多次仿制敌人各种证件上的印鉴，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敌人的关卡上通行无阻。
孙桐萱的抗日行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１９４３年３月被撤职，软禁于重庆。朱晦生以老部下的身份去重庆探望。这期间，他经内线介绍，曾秘密地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谒见董必武。董必武听了朱晦生的汇报后，指示他坚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就近与党组织联系，接受任务，开展工作。回到河南后，朱晦生根据董必武的这一指示精神，决定到汤恩伯在苏鲁豫皖办的“将校训练班”受训，以利于更进一步钻进敌人的心脏，更好地为党工作。
当时，许多同志和朋友因汤恩伯曾电令拘捕他，十分担心朱晦生此去犹如羊落虎口，力劝他不要去冒险。朱晦生却镇定自若地对大家说：“汤恩伯不是怀疑我是共产党么？现在我自己来了，看他怎么办？他没有什么证据，这样做反而会消除他的怀疑。”事实证明朱晦生的分析是正确的，他大智大勇，胆略非凡，只身深入虎穴，使汤恩伯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受训以后，朱晦生进入了国民党苏鲁豫皖敌后工作研究室，任第一组中校副组长。在这个特务组织中，朱晦生了解到国民党许多内幕，他把这些情报通过内线及时地报告给根据地党组织。
１９４５年９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重兵进犯华东解放区，企图打通津浦路，进军华北、东北。在第１９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任中校军需科长的朱晦生随军进驻滕县。为了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新四军发起津浦路战役。战前，朱晦生接到内线通知，奉命秘密地赶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临河汇报情况。他就敌前进指挥部的情况向陈毅军长做了通宵汇报，然后又根据陈毅的指示，返回滕县，和打入第９７军的地下党员，搜集该部连以上驻地的工事、火力配备、口令旗语、灯光信号及地图密码，当晚又赶往临河汇报，受到陈毅军长的称赞。
１２月中旬，新四军发起全面反击，一举收复了滕县及临城外围各据点，俘敌万余人。朱晦生也一起被俘，一起押往解放区，后又一同释放。当他身着新四军灰布军装来到徐州时，地下党的同志都大吃一惊。朱晦生笑着说：“这样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要知道我是被新四军释放回来的。”同志们立即在九州饭店设宴，为朱晦生压惊，还请来好些国民党军官作陪。
不久，由于国民党整编军队，朱晦生被编入第十四编余军官总队。他利用军官总队管理松散的机会，重点在郑州和开封开展地下工作。他同时领导两支武装力量，一支是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原“知行学会”的会员，有的已打入重要的军事部门，一支是一批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控制着郑州、开封等地的一些民办报纸和官办报纸的副刊版。他以此一面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一面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令汴郑一带党的地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向大别山及苏皖边区调兵遣将，妄图大举进攻解放区时，朱晦生根据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分别派人打入陇海、平汉铁路驻郑州办事处，掌握了郑州至信阳和郑州至徐州间的国民党军队和军械物资调运情况，并把这些情报及时地传送到党的有关组织。
１９４６年６月，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在开封成立汴郑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斗争。朱晦生任工委委员兼军事部长，主要负责瓦解国民党军队和搜集情报工作。解放战争全面开展后，为联系方便，汴郑工委改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军运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６８军及８１师。８１师原属第３集团军，有朱晦生长期工作建立的基础。６８军原系西北军，军长刘汝珍在苏联学军事时和刘伯承是同学，副军长即是王志远。地下党组织决定由朱晦生深入虎穴，将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交给刘汝珍，希望他“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多考虑个人前途，不要做打内战的牺牲品”。当时，我军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因而刘汝珍态度暖昧，只表示愿意和共产党交个朋友。朱晦生毫不放松，深入刘汝珍部做基层工作，不久即争取一个团起义，余部在１９４９年渡江战役中主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朱晦生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每次回家探亲，从不带吃穿享用之物，而是带回许多进步书籍。他和王奋生结婚以后，全力鼓励王奋生去上学读书。王奋生在朱晦生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不断进步，后来参加了安吴青训班学习，１９３８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７年，王奋生携女儿来河南朱晦生处，朱晦生立即约法三章，要他们在同志来时主动离开，还耐心地教育刚懂事的女儿，不要随便到外边说家中来了什么人。一次，内弟王观林告诉朱晦生说自己想干一番伟大事业，朱晦生听了以后语重心长地说：“什么叫伟大事业？伟大事业莫过于为人民做事情。”他还对王观林说：“旧的说法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不同了，是好男要当兵，要为人民去当兵打仗。”朱晦生介绍王观林到豫皖苏解放区参了军，临行时送给王观林的礼物就是两本书——《卡尔·马克思》、《李有材板话》。后来，朱晦生在解放区见到了王观林，第一句话就问：“你参加了组织没有？”听说王观林还未入党，便严肃地说；“观林，你应该关心自己的政治生命，穿着人民军队的衣服，就要一个心眼为人民出力，要记住啊！”分手时，朱晦生送给王观林一条毛巾，寓意深长地说：“革命征途还远，擦擦汗！”
１９４８年１月，朱晦生奉命护送教育家任崇高到豫皖苏解放区创办大学。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克服重重困难，机智地通过层层关卡。最后两天里，两个人只分吃了一个馍，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领导和同志们赞扬他时，朱晦生说：“干革命就不怕牺牲，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准备着。如果为革命而死，那应该是一件痛快的事。”
由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南下，河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乘势而来的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和镇压革命力量。“天快亮，更黑暗”。汴郑工委由于处境险恶，按上级指示撤至解放区。朱晦生同志为了迎接解放，仍然单独留在开封，坚持地下工作。他一面积极做国民党军队内的统战工作，一面从各方搜集敌人的情报。１９４８年春节前后，朱晦生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解放区汇报情况，为开封的早日解放做着准备工作。清明节时，朱晦生又不顾危险带着搜集到的情报，第三次到驻沈丘县直河头的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汇报工作，在返回途中失踪。党组织得知情况后，曾派多人寻找，却杳如黄鹤，没有下落。
朱晦生同志称得上是一个敢于打碎旧世界、勇于创造新日月的斗士。然而，在旭日就要升起，曙光即将来临之际，他却离开我们去了，既不是在枪林弹雨气势磅礴的战斗中，也不是在刀枪林立英勇悲壮的刑场上，就像他往常任劳任怨埋头为党工作那样，默默无声地去了，以至于过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上仍然难以接受这个已成为事实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朱晦生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