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自省自励的习惯
■向贤彪
中华文化一直有严于律己、克己修身的传统。“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自省自励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要求。党员干部养成经常扪心自问、反躬自省的习惯，就可以醒脑、明目、定神、修身，做到初心不改，信念不变，砥砺前行。
这种自省自励的习惯，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是一种“自我敲打”。1948年，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地区打了漂亮仗，很是满意。在从前线阵地回指挥所的路上，他停住了欢快的脚步，把皮带往左手掌上一打，自言自语道：“彭德怀啊，可不敢骄傲，不敢骄傲啊！”而在遭受战事损失的西府战役教训总结会议上，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学的马列主义哪里去了？”这种自问自省的态度，令他胜不敢骄、败不会馁，成就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功勋与威名。
自警以正身，自省以思过，彭德怀同志是真正做到了。他曾说，不论怎样忙，每月总要抽半天时间，把自己做过的事情认真检查一遍，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党员干部须时常以党章为镜对照自己，以党规为尺衡量自己，在自我“敲打”中，及时清除欲望垃圾，扫除思想阴霾，避免让初心蒙尘，真正做到“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着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这种自省自励的习惯，在贺龙同志身上，是一种“以小见大”。1937年，贺龙到延安参加会议，带的烟叶抽完了。警卫员见状，便自作主张给后勤部的司务长捎信，请他帮忙买些烟叶。当贺龙得知烟叶是用公款买的，摇着头说：“这么说，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罪了！”他接着命令警卫员：你马上告诉司务长，这一笔钱一定要记在我贺龙的欠账上，不可用其他经费冲掉，会后如数补还。后来，他亲自同司务长订了一个加倍节省个人生活开支的合同——每餐给他减盐减油减菜，甚至不吃菜。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将烟叶欠款如数还清。
贺龙同志把烟叶的“小事”放大看，及时纠错，体现了高尚的人品和严谨的作风。“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党员干部当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意识，不因“小问题”而姑息迁就，不因“小事情”而违规逾矩，在慎微中积下尺寸之功，锻造“金刚不坏之身”。
这种自省自励的习惯，在董必武同志身上，是一种“主动检讨”。1941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为了节省用度，兼管后勤工作的董必武亲自制订了机关伙食标准，明确开支要认真记账，决不能超支。有一次，在月底结算时，他发现本不应报销的6角钱给报销了，为此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主动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能否因工作出现过失而感到愧疚、自责，进而主动检讨、知错即改，体现着一名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高低。董必武同志为6角钱而主动检讨、主动担责，正是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严于律己的精神。领导干部工作的岗位，饱含着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待，如果出现工作失误，必须以“自责”实现“自省”，以“自省”谋求“自新”，将问题整改落到实处。
思想上的危险因子常常处于潜伏状态，稍不留意，便会潜滋暗长。习主席多次强调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指出“党内批评总是要在一定的场合内进行，而‘吾日三省吾身’，自我批评则与我们个人如影随形，是最及时、最管用的思想武器”。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党员干部矢志养成自省自励的习惯，日积月累地检视与调整，就能不断滋养初心、担当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任何风浪考验中永处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