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怀想
■丁志军
今年初春，我与几位战友相约前往卢沟桥。走近卢沟桥，我的脑海里随即翻腾出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信息和情感来。
一
现实中的卢沟桥，给我的第一感觉一如想象中一样，苍老而不失端庄。她苍白的桥体上布满了岁月的凸凹，新修平整的桥面中间保留了一段原始桥面，远远望去仿佛翻腾不息的历史之波。
站在卢沟桥上，会让人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产生强烈的岁月沧桑感。站在一个名为“卢沟晓月”的御碑前，我的思索一如天际的白云，在历史天空中凝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公元1153年前后，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北京的建都史由此开始。为了适应当时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金朝统治者决定在永定河上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
算来到今年为止，卢沟桥已经在永定河上整整跨越833年。800余年的岁月里，卢沟桥一直稳如泰山，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脚力与车履，也见证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和战争场景。
二
我和战友们走在卢沟桥上。
思绪翻飞中，我不禁想，如果卢沟桥有灵，在她800多年的记忆深处，最难忘的恐怕还是80多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吧！
她不会忘记，88年前，日本军队就驻在不远处的龙王庙附近。
她不会忘记，88年前的7月7日晚，日本军队借口“失踪”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她不会忘记，88年前的7月8日晨5时许，日军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开始炮轰宛平城。
当然，让她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有那个叫作吉星文的中国军人。
吉星文，字绍武，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家，系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之侄。
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8日夜12时许，奉命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带着数十名突击队员，趁着夜色，用绳梯爬出宛平城，挥舞着大刀，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对面的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
可惜的是，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吉星文不得不执行避战的命令，最终放弃了洒满官兵鲜血的卢沟桥。
三
离卢沟桥不远，在北京城区内，有3处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即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
1933年初，“长城抗战”打响。时为第29军109旅旅长的赵登禹奉命长城御敌。在赵登禹率领下，长城垛口失而复得达20多次。腿部负伤的赵登禹忍着剧痛，仍坚持指挥战斗。部下劝他休息，他厉声说道：“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是役，他率领大刀队，把敌人野炮营砍杀殆尽，炸毁敌人大炮、坦克、辎重粮草，狠挫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攻宛平城。身为南苑指挥官的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此战中，赵登禹身受重伤。卫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至今，他的墓仍然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那里。
佟麟阁（1892~1937），生于河北省高阳县。长城抗战中，佟麟阁以第29军副军长身份参加战斗，取得喜峰口大捷，获得国内舆论赞赏。
1937年7月27日，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宋哲元令南苑第29军军部迁入北平。佟麟阁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愿离开，决心与南苑官兵一同誓死坚守。他说：“既然敌人找上来，就要和它死拼，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时，日寇集中火力，炮火射击、飞机狂炸。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官兵感泣，拼命冲杀。后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唐园村人。1940年5月，率2000人前出作战的张自忠亲笔昭告部队：“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是役，张自忠指挥部队面对人数和装备均占优势的日军，反复冲杀10多次。在卫队掩护下，张自忠本可撤退，但他坚持带伤指挥作战。最后，他全身数处中弹，为国捐躯。
四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民族抗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国民政府要员坦言：“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
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曾评论道：“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我曾经在访问日本时，采访过日本的学者、记者和学生。我发现采访对象里知晓七七事变等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人并不多见。尤其是偏年轻的群体，更是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不论日本社会如何漠然，中日关系都必须“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自强不息，国家国富民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被外族侵略，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