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泉在电话里耐心为患者答疑。
1989年，我被调入到了原北京军区262医院五官科，当时医院十分缺人，五官科是一个综合性科室，收治眼科、口腔科和耳鼻喉科的病人，而耳鼻喉科的病人最多，但耳鼻喉科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医生、一个护士，院领导当时把耳鼻喉科的重担交给了我。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科室，收治的病人那么多，工作难度和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因为我在104医院工作的那些年，救治了很多病人，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处理病人时基本能做到心中有数。
来到262医院后，我一心一意扑在科室建设中，顾不上家，平均每天要做四五台手术，不仅身体上十分劳累，心理上更是不堪重负，因为毕竟刚来，领导又对我那么信任，我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除了做手术外，还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管理好科室、服务好病人，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思考。
那时医院正处于“三甲”评审的关键时期，为了使科室达标，我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开展业务，想办法跟北医三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等周围的医院搞联合，积极开展技术合作，遇到一些大手术（喉癌、鼻咽癌等），把这些医院的主任请过来帮助我们，这样不仅为我们解决了难题，还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学习技术、提高业务的良好平台，慢慢地吸引了一大批病人，那时候我们科的收容在全院位居榜首，开展的颈部清扫术、下部鼓室成形术、喉癌切除术、耳廓再造成形术等复杂疑难手术越来越多，为医院“三级甲等”达标项目做出了贡献。
记得有一个新闻制片厂的退休工人，因患喉下咽癌来到我院，病人说话声音嘶哑，吃东西十分困难，生命危在旦夕，手术是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办法，而这种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很多医院都望而却步。为了给这位病人解除痛苦，我把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范主任请到医院，和他一起整整做了一天的手术，先把喉下咽部的肿瘤完整切除后，再把胸大肌的皮瓣从颈部掏过来，然后拧下，植入到下咽部进行修复，因为下咽不能缺皮，只有用其他部位的皮瓣来代替，正是由于我们的高超医术和不畏艰难的精神，这位病人最后能正常说话，也能正常进食，终于获得了新生，家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专门送来了一面锦旗。
没有金刚钻，就揽不了瓷器活。为了提高科室的整体技术水平，我注重搞好传、帮、带，通过教学、查房、手术等多种方式，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临床诊断、手术方法等毫无保留地教给医生们，尤其是在手术方面，我花费的精力最多，我始终坚持“放手不放眼”的思路，不能让医生天天看着我做手术，而是要放手让医生亲自去动手、去体验，但是眼睛不能离开，记得我曾经让一名医生放手去做一台鼻窦隔手术，他做了3个小时后还不能拿下来，手术室就给我打电话，我快步跑到手术室一看，粘膜切开了而骨膜没切开，这样越剥越出血，我当场告诉他为什么要切开骨膜的原因，听得他频频点头，恍然大悟。
由于我在上大学时就担任过区队长，积累了一些管理和领导经验。为了增强科室的凝聚力，我把团结放在第一位，经常召开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相互交流，把问题和不足放在桌面上，大家一起讨论解决的办法，从来不遮遮掩掩，并经常教育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优点，要互相弥补，互相帮助！”在我的耐心教育和引导下，大家始终在一个和谐、向上、团结的氛围里工作，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院领导的公开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