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交锋”是在一个午间，通讯员来串门时对他说：“老寇，上周宣传工作你们班被营里点名表扬，特此通报。”
“啥？就我们班这几个‘货’，让他们写四百个字跟要他们命一样。”寇班长一脸怀疑。通讯员回答：“这个你问张鹏吧，他写的。”
一旁的张鹏有些窘迫地看着他说：“稿子其实是排长写的，署我的名交上去。”
他有些惊愕地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假装弯下腰去系鞋带。“干得好，以后这工作就交给你了，大鹏。”他故意提高声调说。
我松着鞋带从他身边走开了，就像他之前从我身边走开一样，我感觉自己跟他永远凑不到一块儿。
后来，张鹏每天都拧着脸来找我，我也只能尽力教他动笔。
有一天，张鹏对我说：“班长要休假了，听说去相亲。”我象征性地回了一声：“哦！”
“你不兴奋吗，咱们解脱了！”他又说。我一下子没忍住笑起来，原来他是这样想的，但我心里却是无所谓，我认定反正自己迟早要走，他走与留似乎与我没多大关系。但是我错了，大错特错，因为这种无所谓的心态，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羞愧自己的行为。
寇班长走了，我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车尾巴”这个帽子戴久了就掉了。后来，实习结束，我也要下山，离开这个每天吃土流汗的地方。
车从荒芜的戈壁驶向城市，我一路矛盾：我走了这些可爱的人还得继续接受风沙烈日的洗礼，他们会不会想我？
然而，从张掖火车站上车后刚好接到张鹏打来的电话：“排长，有些事儿班长不让我说的，但是你都要走了，不说我难受。那天晚饭你吃的鸡蛋是班长自己去炊事班给你煮的；按规定，班里的‘车尾巴’还要刷全班的碗，但班长让我们多担待点；班长还让我没事就去‘烦’你，学写稿子，免得你走了没人会；还有，他走后你才站岗，其实之前是他找文书把你的岗哨任务承包了；他私下里总对我们讲，你刚来戈壁滩，训练量大，一下子干那么多活身体会扛不下来；对了，他离开前特地去仓库换了一套小号的迷彩服让我给你，我怕你不要，悄悄放你潜运包底了，你找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