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营地燃起堆堆篝火，那个年代常见的“诸葛亮会”伴着澜沧江的涛声开得热火朝天，各种点子、对策五花八门，大伙儿共同的信念是，不走回头路，征服澜沧江。我和司令部一位参谋还在沙滩上留下5个大字：澜沧江休狂！
以后几天，部队围绕渡江开展了多种活动，包括扎竹筏、练划桨、赛拔河、放电影……还有人热衷于寻开心，将那些刚刚捆扎好的竹筏分别命名为“思茅军分区海军部战舰一号、二号、三号”云云。总之，我们白天跟澜沧江较劲，夜里枕澜沧江入眠，日子过得倒也快活。
然而，能不能成功渡江始终是一个问题。又经过几次试验，人员倒是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过江，但是装备、马匹等大件物资不好办。综合各种考虑，为确保安全，司令部最终决定：立即向下游转移，另选渡口过江。
在那个坚信“人定胜天”的年代，这一决定引来的非议可想而知，就连我也想不通：大渡河比澜沧江湍急，红军条件比我们艰苦，红军能够飞夺天堑，而今天我们为何要止步于此？牢骚归牢骚，命令必须服从。12月4日，拉练部队转移至40公里外的一个村寨，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于12月6日顺利渡江，部队整体从江北进入江南。
这是澜沧江给我上的实实在在的一课。争强好胜是年轻人的天性，而缺乏求实精神又是其致命弱点。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们“藐视一切”的心态真是可贵又可笑：可贵，赞的是勇敢进取的精神；可笑，笑的是不自量力的幼稚。面对澜沧江，任何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狂傲都将碰壁。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对澜沧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敬畏。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澜沧江还曾见证过我的初恋。
我的女友也是北京知青，比我晚一个月来到西双版纳。不过，她在橄榄坝农场，而我先在东风农场，后又到思茅当兵，虽说相距不远，可是从1969年至1975年的6年间，我们只见过两三次面，感情维系全靠写信。其结果，是心照不宣的恋爱笔谈6年，却始终未及谈婚论嫁的程度。
那时，女友在政治上很惨，因为有个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所谓“走资派”父亲，她的一切努力都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生产队里的北京知青，回城的回城，调走的调走，只剩她一人还在坚守。1975年春天，开国上将肖克来到西双版纳，召开知青座谈会时，一名知青干部提出，我们这里有个北京知青表现很好，可是因为家庭问题入不了党，她今天也来了。知青干部指着我的女友，并说出她父亲的名字。肖克将军一愣，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我认识你的母亲，你长得很像你母亲。那时候，你母亲是我们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主任。”语气中透着伤感。随即，老将军提高声音说：“我们党是有政策的，不管父母如何，重在本人表现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