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就像老父亲！”严高鸿的学生、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教员张琳琳说：“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背着我们走、拉着我们走、扶着我们走……在他的心里，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他瘦削的肩膀上，扛着大山一样的爱。”
张琳琳记得，2009年4月，导师的儿子严文昊快结婚了，这时张琳琳的博士论文修改定稿也到了节骨眼上。为了审改张琳琳的论文，严高鸿几乎无暇顾及筹备儿子的婚礼。儿子婚礼当天的早晨，严高鸿还在推敲着……
至今，张琳琳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导师历次审改的毕业论文手稿，叠在一起足足有一尺多厚。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严高鸿从头到尾审改了四五遍，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红字，连注释他都逐字逐句核对过目。
“抚摸着导师密密麻麻的笔迹，能感受到一种暖暖的温度！”说到这里，张琳琳泪水夺眶而出：“一篇博士论文就是一本书啊！我敢说，让导师自己写一本书，都未必会花这么长的时间、费这么多的心血。导师要尊重学生的观点陈述，还要尽量照顾学生的表达风格，因人而异，字斟句酌，他怎么能不累呢？”
“要不是导师资助，我是没法读博士的。”学生袁周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年，我工资很低，给妻子治病花了不少钱，家庭负担非常重，心想算了吧，这个博士不念了！”
“导师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说，你能考上这个博士，机会难得，希望你珍惜。第二天，他拿了一万块钱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可以说，没有导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其实，导师也不富裕，师母是工人待遇，早已下岗，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钱。平日，导师把省下的钱差不多都给师母买了养老保险……”
■“导师在世时，我们觉得他可亲；导师走了，我们才感到震撼”
博士生刘大勇，是最后一名聆听严高鸿讲评的学生。
回忆去年12月18日上午的情景，刘大勇至今历历在目——
“那天，严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15分钟的讲评。报告会中途休息的时候，他走出会场。开场时，他又准时走回了座位。我当时以为他出去抽了根烟，后来才知道，他感到很难受，去隔壁房间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10分钟以后，大家发现他总是不说话，转头看他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事后，我看到一张在开题报告会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他神情安详，笔挺地坐在座位上，身体没有半点歪斜……”
“这张照片，震撼了我的心。我能够想象，发病的时候他有多痛苦，却无法想象他如何能够坚持下来，如何能够不发出半点声音，如何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秒还保持着军人的姿态？”
“我想，他的一生就像带着学生去攀登，走过千山万岭，眼看要登顶了，却突然倒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拼劲全身力气，把学生高高举过头顶！”
“导师在世时，我们觉得他可亲；导师走了，我们才感到震撼。”学生商景龙，尽管对导师一家非常熟悉，但严高鸿去世后，当他来到严高鸿家里祭奠恩师时，师母王建清的一番哭诉，竟然让他大吃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