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当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主要人物。记者提出想采访这位80多岁的老人，熟悉他的刘水柱等老人劝记者不要惊动张老：他数度住院，怕他一激动出现什么意外。
张继增多次口述这段历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过很好的记录整理。记者辗转长葛，找到散居诸地的靳全州等诸位先生。一幕幕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现眼前——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
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
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
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