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葛“查风纠偏”
一、解散“大食堂”
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这次，国务院领导到了长葛，长葛敢不敢当面哄瞒国务院呢？
有人认为：习仲勋带领的中央工作组，面对他们的造假和骗术，还会像此前众多检查团一样，睁只眼闭只眼，惊呼一声，赞叹几句，打个马虎，最后还是像先前那样顺利过关。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力提倡。公共食堂开了，不少人饿死了。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众矢之的。
1961年年初，中央根据群众的呼声，停止了统一办公共食堂的做法。
“皇帝的新装”已被戳穿。
但是，长葛有些人依旧高呼：“皇帝的新装”漂亮极了。
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公社、大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
习仲勋到来后，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一上来，就给习仲勋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你习仲勋好自为之，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串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户，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吃力不讨好。”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习仲勋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语重心长地说：“楚西酉书记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五风’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粮，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启发，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