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１日电（记者魏梦佳）“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北平陆军监狱，３９岁的吉鸿昌平静地写下1封革命遗书和3封家书，嘱咐妻子胡红霞“教养子女”，坚强活下去。之后，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凛然高呼“抗日万岁”，壮烈牺牲。
８０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摩挲这泛黄的信纸，遒劲字迹间，仍能感受这位抗日名将临难前的壮志豪情和家国深情。穿越历史硝烟，经历战火洗礼，在波澜壮阔的抗战画卷中，一封封家书，就这样让我们窥见那个永不磨灭的时代，靠近那些至情至性的抗战英灵。
１０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丁奔忙致力于民间家书的抢救和搜集。全国各地的踊跃捐赠，让他最终收集到２００多封抗战家书。他将其中近百封编成《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
这些家书写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间，作者中不仅有左权、吉鸿昌、张自忠、谢晋元等知名将领，也有普通士兵，以及华侨、学生、商人、劳工等抗战中的普通民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许多家书一经写下，或许就是绝笔……
“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２日，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率２００师赴缅参战的国军将领戴安澜，困守孤城的危急情势下，给妻子写下这最后一封书信。
在信中，他对今后不能再侍奉母亲、照顾妻儿感到深深自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的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
历时１２天的同古保卫战，２００师以牺牲８００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２０多次冲锋，歼灭敌军４０００多人。之后不久，２００师官兵在北撤回国途中遭日军伏击，３８岁的戴安澜身中数弹，在缅北的茅邦村，距离云南不到１００公里之处，他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远闭上了双眼。
左权，抗战中八路军牺牲的职位最高的指挥员。从他留下的１摞鲜活生动的家书中，不仅能看到当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人们的艰难困苦，还可以感受到这位战场上刚毅勇猛的将军，作为慈父和丈夫的细腻情感。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二月间我们全处在反扫荡中……敌人的残酷依然如故，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
频繁战事中，左权对家人的思念从未中断。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０日，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家书中这样写道：“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
几天后，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时，一颗炮弹突然在他身边爆炸，３７岁的他就这样永别了挚爱的妻儿。
“抗战家书是一部中国人民抗战的心灵史。”张丁说，“从这些泛黄的书信里，我们不仅能对中国人民抗战期间的深重苦难感同身受，还能看到中国军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气魄、气节和血性。”
他认为，相比其他的档案和史料，家书更有“温度”。借助家书，当代人可以走进英雄的内心，清晰感受在那艰难时刻，质朴情感传递间的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抗战的核心是爱国，回顾历史的目的就是要从中汲取精神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动了解这段历史，将抗战精神、爱国精神体现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不要太多考虑自我得失，一切都要以国为先，以民族为重。”张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