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绛先生写的书，父亲每本必看。最早的《干校六记》，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和母亲说：“季康写的，一定要看，文笔太好了。”当时，我还没有把“季康”和杨绛先生对上号。
杨绛先生的《洗澡》1988年先在香港、台湾面世，1989年初三联书店出了样书。我那时已经是中国新闻社的一名记者了。杨绛先生是看在我父亲老同学的面子上，打破了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让我完成了对这本书的报道。
第一次见到钱钟书伉俪的情景，我永远难忘。
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
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钟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我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钟书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报道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杨绛先生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这是我送的第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