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于1925年云岫楼（资料图）
周日午后，重庆汪山，还在上小学的康国雄照例在自家花园里等着将要到访的军官。
此时的中国，抗战烽火正烈。拱卫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迁播至渝而频遭日军轰炸，来自东、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仅能在川内享得“未沦陷”的安宁。
散步的路上，军官在离康国雄几步之遥的前方不紧不慢地走着，遇行人多处，军官会说“请让一让，让委员长过去。”有人闪到路旁后就势喊一句“委员长万岁”，领着康国雄的蒋介石便向路人挥挥帽子并还以微笑。康国雄记得，第一次陪蒋介石散步后，刚刚和宋美龄拉过手的妹妹告诉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当康国雄被押上单位的批斗台时，童年这段经历已变成一项卓荦不群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无法理解如此头衔的来历，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样衰落了，在这个世事难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带头喊出了“打倒康国雄”，不过此人立即被揭发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任职。“他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领喊口号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国雄坐起了“喷气式”。
“他们让我承认，”康国雄用回忆解释，“我说‘我不是！’”
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初遇蒋介石的1941年，康国雄12岁。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在汪山康家别墅后的山坡上野餐。康国雄听仆人说委员长来了，就拉着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阵狂吠。蒋介石见状忙让侍卫把狼狗牵走，并叫兄妹俩过去聊天，还给了每人一块点心。临别时，蒋介石说下次来汪山再找他们玩。
从此，蒋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经过康宅，行至门前，或者派侍卫官进去请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唤“国雄！国雄！”一来二去，康国雄也摸清了蒋介石的规律——周六从重庆市里回黄山官邸“云岫楼”，周日下午从黄山来汪山散步。蒋介石到达之前，山路两旁会出现几个站岗的宪兵，看见宪兵，康国雄通常主动到前院花园等候。
待熟络了，蒋介石也曾邀康国雄去云岫楼玩，只是在少年康国雄看来，委员长的官邸实属“简陋”。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康国雄说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园别墅，还有重庆市区仅房屋面积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馆。在这座胜过“委员长官邸”的豪宅里，“不少东西都是进口的”，啤酒、丝袜、外国化妆品等时所罕见的高档货在康家沦为寻常物，客厅的照明设备是嵌在墙里的暗灯，“开灯之后只见灯光不见灯”。房屋的宽大更可以使蒋介石的住所降为蜗居，比如在公馆内的一间大厅里，康国雄二哥结婚时一下摆了20桌酒席也未显局促。至于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国雄只记得家中仅仆佣就有40多位。每天吃饭前，为保证全家都知道开饭了，必须有人专职在饭厅摇铃，听到铃声，其他仆人再去请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赶上洗衣服的时候，十来个同时干活的佣人在院子里排成长长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热闹。
虽然富有，康家还是要孩子遵守那个时代的规矩。康国雄说自己很少被允许坐家里的汽车，上下学都是搭公交车，或者干脆走着，因为在举国倾力抗敌的1940年代初，乘私车上学的富家子弟会被同学们大声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这样”，在康国雄的记忆里，“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资本家敢让孩子坐私家车上学。”
关于家里的情况，康国雄也曾被蒋介石片片段段地问及，不过直到两人认识挺长时间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国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有一次蒋介石问康国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国雄答。蒋介石这才恍然明了，“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