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
战争文学的八股气
■陆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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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韩昌黎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我以为就是其“惟陈言之务去”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的战争文学至今还处于某种固定的创作模式的禁锢、束缚之中。而战争文学的出路正在于：惟八股之务去。这里所谓破除战争文学的八股，至少包括更新文学观念、改造艺术手法和调整创作队伍这样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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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当代战争文学，一般流于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叙述战役始末为己任，特别注意故事和情节，而不注重或不善于在作品的人物、语言、文体诸方面多下功夫，使之带有作者本人的独特风格，不少作品像那种加上了太多虚构成分的平庸回忆录；另一种是虽然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但却是从意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来刻画的，这样得到的形象都是类型化、脸谱化了的，毫无新鲜、生动可言：敌方将卒都是凶残暴戾、色厉内荏，作战则蠢笨有加，不堪一击，我军官兵都是无私无欲，只为争取不到主攻任务、为不能流血牺牲而苦恼，打起仗来，更是大智大勇，无坚不摧。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修养与艺术气质，作家不可能把战争当做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来表现；由于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仅是停留在一般宣传的意义上，作家对战争的表现，也就只能处在一个较为粗浅的层次上；由于没有历史家的识见，作家在写昨天的战争时，只能从政治家已经总结出的观念出发；由于仅以亲身参与战争者的身份写作，作家几乎只能从单一的角度表现战争；由于醉心于表现某一次特定的战斗，作家不可能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诗绝唱；由于缺乏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的必要兴趣，作家笔下的人物只可能是扁平、单调、乏味，今人生厌的。一言以蔽之：由于作家在生活、思想、文化、技巧等方面的修养不够，战争文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悲，可怜和可笑的八股样式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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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文学是文学。尽管公孙龙子曾经证明白马非马，但是我总固执地认为，被称为“战争文学”的那些印刷品，必须是文学。那么，何谓“文学”？文学应当是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生活，表达学者思想感情的艺术。首先，它所用材料是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学的武器，它是介于事件同精神之间的媒介体。它既能表现意内之象，又能表达言外之意。文学的别名就是语言的艺术。其次，它的手段是塑造形象。作者通过其形式冲动和素材冲动的实现，塑造出生动的形象，从而给人以感性的喜悦和理性的满足。而战争文学是反映战争生活的。战争据说是文学作品的三大“永恒主题”之一（另外两个是“死亡”和“爱情”）。战争是人类疯狂时的行为。同战争相比，日常生活难免黯然失色。但是战争却总与和平相交织——在战争这幅壮阔的图景中，人生的种种节目一样不少地搬演着。战争与和平的反差，使得战争文学总能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再之，它必须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能给人一种享受、一种满足、一种陶冶。但艺术是不具备直接实用价值的精神产品。它不能使人免于冻馁。它既不能使国家兴盛，也不能使民族衰亡。所以，对文学提出的一切非艺术的要求，除了危害文学之外，于国计民生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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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或者更确切些说，文学是人的感情学、人的心灵学、人的命运学、人的关系学……军人不是机器和工具，好的战争文学必须是把军人当做人来写的。应当承认，战争文学中最感动人、最能引起广泛共鸣、最富于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义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也只有在这种解放中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解放。共产主义者总是把自己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前辈们在战争年代有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在最严酷的一瞬，或有最温存的一举。惟其如此，才显得人道之为人道。战争是摧残人的，但战争文学却是最适合于表现人道主义的。我们的革命实践曾经是高扬革命人道主义的，那么，为什么非得要求文学必须贬损人道主义呢？在今天的战争文学中，革命人道主义的增加，将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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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是简单的宣传品，战争文学也绝不是一般的宣传品。要求文学起单纯宣传品的作用，就等于扼杀文学。但是，由于文学对社会总有一种教化的功能，也由于战争文学题材、内容的特殊规定性，战争文学从整体上说，是不能完全逃避宣传责任的。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部战争文学都具有即便是“寓教于乐”的功能。而且，这种宣传的效应应当是在较高层次上的。它的实现应当是通过一种陶冶的方式、净化的方式、升华的方式、审美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对某种生活方式的简单描写，来号召人们崇拜英雄或模仿先进。这里的区分在于：前者以人的感情需要为通道而达成，其效应是人的品性、品格的提高。人能从艺术中领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人格得到完善，行动遂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因此，艺术的作用是带根本性的。后者以人的群体意识为依归，其效应是人的行为受到某种规范的限制，人的主观感受是被动的自我克制，其心态始终是不自觉的，其最高境界不过是一种类似宗教狂热的情绪驱遣。前者的效应是稳定的，后者的效应是暂时的。对艺术特点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有利于战争文学彻底摆脱被当成一般宣传品的命运，从而使一部分可能具有教化功能的作品，真正起到那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意义上的教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