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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种技术，因此创作是不能传授的。当年曹丕就曾说过“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话。尽管创作不能如做工、种田等技艺一样，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还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会了创作。这种学习，当如王国维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历三种之境界。第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首先必须有一种创造的渴求，并置身于艺术氛围之中，如陆机所谓“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由欣赏而认同，由心慕而手追，遂有习作问世，当然多非成功之作，如此者再三，忽有一日便会心血来潮，原本潜伏着的艺术感觉得以觉醒。这时，人对艺术觉得有会于心，似乎萌发出一种真正的知解力和创造力。一个作家，如果亲身有过渐悟的历炼，也有过顿悟的体验，他就有希望成为大作家。由此可见那种不反求诸己而总指望别人来提高他的创作能力的想法，是多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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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战争文学陷入八股是一回事。能否脱离这八股风气则是另一回事了。“八股”也者，乃是对于公式化的蔑称。我们所以身陷八股而不自觉，主要是我们僵化的思维定势使然。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统一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之中。例如，我们曾经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积极拥护者，我们的行为必然是立场坚定、阵线分明，我们在创作中自然不会做出“令仇者快而亲者痛”的事来。当多数作家站在坚定不够的立场上，忘记了自己是在搞艺术创作而不是在编革命传统教材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就必然是我们称之为战争八股的东西。八股是一种本本主义，它同现实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作家们原本是不愿意写八股文的，但习惯势力如此，只有八股才能通得过，才不犯错误。于是，作家只得用八股的眼光看生活，渐渐地，他把生活看走了形，还自以为是剔掉了现象，抓住了本质。钱钟书先生说过：“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作为单个的作家，若非大手笔，他在八股风气里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八股之风亟待破除，不少人都在努力。但某些特别习惯于做八股文的作家是不可能一下子抛掉往日做派的，无论主观上如何想革新，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八股气十足。这就有点像吴稚晖了。他本是“××八股”一语的首创人，口口声声反对八股，实际上却老在重蹈八股的覆辙而不自知。郁达夫讥嘲吴稚晖见人起立，拱手一揖，口中连称“久仰久仰”，是无锡八股。看来，十分重要的是必须把我们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势从根本上改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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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八股的危害和影响，战争文学现在还在低潮期中。这与我国现在还是文化的低潮期是相一致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礼教、道统的天下，但其间也有三次大的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生产凋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但在此同时，民族的大混合，文化的大融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创成了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文化高潮。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宗白华先生指出，这“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点缀着中国人生活史上最多的悲剧，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等等，终于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第三次就是现代。从辛亥革命开始政治革命，“五四”运动开始思想文化革命，到四十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礼崩乐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反右”运动制止，思想、文化上的禁锢，到“文革”则推到极端。七十年代末开始反驳，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未足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先后推翻了封建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造神主义的统治，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思想解放和文化解放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比如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和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来。这七十几年的奋斗是不能算长的。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能够使用权精神文明、使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随着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达。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即将到来。我所说的文化低潮正是相对于这个高潮而言的。我以为，战争文学的发展受到整个文坛形势的制约，文学的发展受到文化建设水平的制约，文化的发展受到精神文明程度的制约，精神文明的发展则和物质文明的发达相辅相成。因此，战争八股的真正破除，战争文学的真正繁荣，只能在文化发展大潮的裹挟中实现。我们这些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应当尽速看清自己的位置，尽到我们的义务，促进历史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