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棋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更加曲折。美国从传统上就对所谓军事专家的地位不信任。而且，他们似乎没有迫切的需要来发展兵棋。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美国部队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小据点驻军的形式。内战期间在南方作战的大批部队消失了，而且看起来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再需要他们。然而有几位预言者大声呼喊，他们意识到，美国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已成为联邦和盟军统帅部的核心力量。一旦又有欧洲列强威胁，这些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又要再次被征召来率领这个国家的部队投入到战斗中去。如果美国部队要为此做准备，那么他们就需要补充一些领导大规模部队作战的经验。欧洲新兴的兵棋游戏看来是一个补充经验的好工具。 W·R·利沃摩尔(W·R·Livermore)是把德国式兵棋推演介绍到美国的典范人物。1879年他出版了他的上下册著作《美国兵棋》。基于诺曼上尉(Captain Naumann) 的作品，利沃摩尔的体系是严格式兵棋的衍生。为了解决兵棋的常见问题，尤其是推演时间长的问题，利沃摩尔没有在程序上做文章，而是直接在寻求技术方法上下功夫。代表作战单位的棋子由瓷块、金属和木块来充当。他们被染成传统的红色和蓝色，同时还运用了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金色或绿色，来区分不同的战斗部队和诸如工兵这样的特殊单位。棋子的大小刻得是有讲究的，这样，同种材料的棋子能用以代表不同大小的作战单位。据地图的规格来看，木块中最长的能代表一个团的步兵战列(相当于1，000人肘挨肘地站成两列)，或者相当于把一队64人的散兵展开在160码的区域内。棋子不同的面都刻有小的线或块，叫做点数。点数的多少清楚地表明一个单位所损失兵力的分数。特殊的棋子用来记录军火弹药级别、后勤实力、构筑堑壕与碉堡时花掉的时间。通过这些方式，利沃摩尔希望减少一些文书工作，以免使严格式兵棋看起来更显复杂。为了显示部队的机动和开火，利沃摩尔借用了两种不同的物理指示器。“箭头”一端尖，一端圆;“指标”形状像剑。箭头和指标都用垂直线来标示，垂直线段把图标分成10等份，也叫点数。
箭头用来指示开火的方向和数量。同样道理，剑用来指示行军的方向和速度。这样，推演者只需要正确摆放图标，就能够把命令传达给他的部队了。不幸的是，通过减少书写节省的时间一般都很少;而如何摆放图标、把他们摆放在何处，需要推演者仔细地精确地来做，这显然需要推演者花大量的时间来调整他们的装置。
尽管利沃摩尔寄希望于科技，希望科技能解决加速兵棋推演进程的问题，但实际经验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他的装置的复杂性和人工性要求推演者--尤其是裁判员--花大量的时间掌握推演方法，无论他们有多聪明。其中的细节和对规则和材料的理解几乎能含盖所有可能会出现的实际战斗情形。
但利沃摩尔自己认识到这些装置和资料实际上并不能把兵棋推演加速到如他希望的那个程度。他反而鼓励裁判多多地依靠判断和经验，依赖他所提供的大量数据的指导，而不是单单靠计算。1882年的版本中他写道“如果说这些计算是多余的也不过分，而且甚至是不能要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推演者和裁判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尤其在他们对军事行动操作都很熟知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便于和加速兵棋的推演，而不是不恰当地延迟。”
利沃摩尔的兵棋显然属于德国流派，在一些美国士兵的眼里，它不适合美国的特殊情况。最尖利的批判要数查理·A·L·多顿中尉了，他于1880年出版了自己的关于兵棋技巧的著作——《策略：基于军事原则的美国兵棋系列》，时值利沃摩尔的第一版本畅销期。
多顿写书的目的在他书的扩展名中写得很清楚了：“(这本书)为学习战术研究、宏观战术、策略、军事历史、和各种战争军事行动的学习者--包括初学者和高阶学习者--所设计。另附有应用于地图上的战争的、在军事统计表方面的研究。”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呢?
由于在多顿的著作完成以前，美国没有国外的兵棋体系，所以他能提供一个真正独特的美国视角。他不像利沃摩尔那样，避免直接跳到一种已成文的兵棋的复杂的细节上去，相反，他把自己的兵棋从简单到复杂推向前进。通过他渐渐详尽的推演方法，多顿在他的大的战术和战役兵棋中对不同级别的推演都有所触及。他希望帮助初学者向更高级前进，这在他的高级兵棋书里有讲述。
现代的兵棋爱好者会发现很多与多顿兵棋相似的内容。它用到的哲学、物理知识、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像部队单位的堆叠和统领地区--叫控制区)都跟现代兵棋的基本因素出奇地相似。
不幸的是，20世纪来临之际，多顿的面向平衡、进步的研究方法和兵棋的推演好像陷入了对德国军事的盲目赞同。世界大战迫近之际，美国的兵棋试验在继续，但收效甚微。
1912年，威廉·张伯伦设计了一套海上炮兵兵棋，这是专为炮兵和陆地防御部队设计的，让他们用以为战时之需训练炮兵军官。张伯伦对这个题目不太满意。胡夫曾引用过这套兵棋第一版的序言：“很遗憾，找不到更能说明其目的的书名，现在这个名字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精挑细选的。”然而，部队对兵棋这个词的反感并不能阻止他们对《美国科学杂志》的热爱，这本杂志曾于1914年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描述军事学院的兵棋。这篇文章说到这项技术“是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不可或缺的”，兵棋并不是用来“看谁会赢，而是用来得出结果、积累经验，在失败中收益。”
沿袭着SAYRE的传统，陆军总参学校出版了一本名为《地图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书。据说，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带来“个人的正确思想状态，使他们在面临某种形势的时候，充满自信地去寻求解决方法，看透事物的必然联系，权衡条件的利弊，最终适时地作出完美的决定。”
20世纪30年代晚期，尽管有些主张认为陆军战争规划部应使用兵棋来探究美国的动员计划，但是总体上来说，美国兵棋更侧重于其训练和教育功能，而不太重视规划和分析。海军军事学院的经验是个例外，这个我们下一章再讲。
对美国军队而言，兵棋就是“Kriegsspiel”，而“Kriegsspiel”就是训练。《军事周报》1941年3月版表明了陆军对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态度。那刊杂志刊登了一篇译作，是科臣豪森将军撰写的德国专业兵棋的小册子。据期刊的编辑们说，“训练将领和军团军官，没有比兵棋更好的方法了，也非常接近，因为它跟实际的战斗很相像。它要求对部队的任务制定明确的决心，同时它也可以用来在部队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做出准确的引导。”
跟英国一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运用兵棋(区别于运筹学)的历史，证据不足。其中一个例子取自美国第九兵团史，1944年12月阿尔登战争之后，第九兵团变成了奥玛尔·布莱德雷第12兵团，受蒙哥马利第21兵团的指挥。作为部队合并到新司令部过程的一部分，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完整而正式的“态势估计”。各个独立的兵团把他们的计划拿到联合会议上展示，其中所有的指挥官和主要的参谋官员都出席了会议。这样，各部队都可以了解他们同事的计划和基本考虑。这些计划“被作为兵棋在地图上进行即时推演，如此，就可以对未来的行动做一个很详细的预演，也可以对突发事件做一些细致的讨论。” 当然，正如蒙哥马利所推演的兵棋一样，这种与战斗同时进行的计划推演，并没有遵照战前流行的兵棋正式体系那样展开。
看来英国和美国都不太承认二战结束之前的兵棋的潜在价值。就像它刚在普鲁士被发明的那个时代，兵棋很难真正吸引英语国家的人们。英国和美国的军队都认同兵棋的潜在的训练价值，他们甚至运用兵棋的技术来检验战争计划。然而对它在战争行动研究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却不甚明了，使这一老方法应有的贡献不那么明显。唯一例外是兵棋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发展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