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一本中国试飞员的人生自述。
李中华是中国空军首个完成“眼镜蛇机动”的功勋试飞员,刚刚列装空军部队不久的歼-10战斗机的有许多飞行数据就是他试飞取得的。试飞工作是一项充满了危险的工作,李中华在试飞工作中,数十次遇到空中险情,但每一次他都靠着迅速的判断、果断的处置转危为安,有时甚至是凭一种本能和直觉……2007年,李中华被授予“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本书作者通过回顾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危险瞬间,告诉我们光荣的背后,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作者简介:
李中华,辽宁省新宾县人。1983年7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招飞入伍。是中国空军首个完成“眼镜蛇机动”的功勋试飞员,空军级试飞专家,大校军衔。能驾驶和试飞3个机种26种机型。安全飞行2000多小时,成功处置过17次空中重大险情、4次空中特大险情。先后参加并完成了十余项重大科研试飞任务,在新机鉴定试飞和新技术验证试飞中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创造多项中国试飞第一,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6次,2007年被授予“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
内容简介:
《蓝天亮剑》系“时代英雄谈人生”丛书李中华卷。作为一名成功的试飞员,李中华把试飞工作比做“摸电门”:谁都知道电流会电死人,而试飞员却偏偏要用手去摸……于是这个经常“摸电门”的人经历了一次次空中险情,但他也因此而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本书通过作者对过往人生的回顾,不仅鲜活地向读者展现了时代英雄的成长轨迹,而且通过对于诸多平凡琐事的回顾反思,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历人生的新视角。
精彩段落
……
1961年9月,我出生于辽宁抚顺朝阳林场。
长白山西部是一片美丽丰饶的土地,朝阳林场就坐落在长白山余脉千山万壑中的一个小山坳里。对于父亲来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对于我来说则是生我养我的第一故乡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四季分明的天堂般的世界。林场背靠一座小山,山上杂树丛生,在地势适合的地方,还种植着人参等珍贵药材。林场前面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这条没有一个确切名字的河流,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夏天,我们在河湾里摸鱼游泳,冬天我们在河面上滑冰嬉戏,一年四季,它都呈现出一种宁静而独特的美。春季山花烂漫,那些在清晨宁静而湿润的空气中绽放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在山林间昂扬的绿意中;夏季绿林成海,山林中各种各样的飞虫咽咽嗡嗡穿飞在郁郁葱葱的草木间,潮热的空气把整个山林蒸腾成一个热气腾腾的世界。秋季满山金黄,在飒飒秋风中,万物都在岁月的高处等待成熟。冬季银装素裹,大雪过后,如果天气睛好,冷冽的空气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压在脸上,人们口鼻中呼出的热汽,在明澈的阳光下形成一片小小的雾,而在茫茫白色的覆盖下,整个山林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从山上看去,小小的林场整洁而寂静,那些房舍就像在画中一样。
朝阳林场是抚顺所辖的一所国营林场,计划经济时代,林场的工人属于非农业户口,有编制,因此林场职工吃供应粮。林场不仅从事林木的种植和采伐工作,还经营梅花鹿养殖、人参种植、药材加工等,林场还有一个酒厂,用东北特有的黑豆酿制一种维生素C含量很高的“黑加仑酒”供出口。拥有300多职工、场部和一所小学校的林场,伴随着终年茂密的林木、夏天清澈的阳光和冬天的严寒,构成了童年我的整个世界。
和父母一样,林场职工所有的生活都围绕场区那个小小的空间展开,他们白天出门上班,按照不同分工或者植树伐木,或者种参养鹿,天黑之后,再回到各自的家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从的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简单规律,这种生活方式的简单,也为整个林场营造出一种简单纯朴的人际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讲,林场实在是太小了,从记事起,我们就认识林场所有的人,我们不仅认识林场所有的孩子,而且知道他们兄妹几个,父母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样的工种,而这一切,在我们那时的记忆里,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因为每家每户几乎都是一个样,所有人家都住着统一修建、格局相同的房子,家里的家具摆设也差不多,没有谁比别人家富裕,因此也没有谁比别人家贫穷。然而在林场,有一个场所在我们记忆甚至是成长过程中都异常重要,那就是林场子弟学校。朝阳林场子弟学校就座落在场区,在整个场区,它是最气派的建筑了。几排教室前面,有一个长廊,长廊两侧树立着两排粗大的木柱子,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些柱子上涂着油漆的颜色。长廊两边,是两间平房,一间是文化活动室,另一间是体育活动室,里面存在着不少文化体育器材。长廊的另一头,是一根高高树立的旗杆,上面终年飘扬一面国旗。再往前,就是学校的操场,它拥有标准的400米跑道,虽然由于孩子太少而无法开展足球运动,但跑道中央还是拥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这就是我们的学校,它背靠大山,安静而又热闹,也是小时候我们一切活动开展的中心。那时候,即便是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对它也熟悉得像自己的家一样,哪间教室是哪个年级的,哪间屋子又是校长的办公室,哪个老师最“厉害”,哪个老师课讲得好,等等。我至今记得那时候我们的课本封面上总印着一行楷体小字:“九年义务教育制课本”,这是因为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学校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每个班都有。但是由于孩子较少,所以每个班只有20多个孩子。客观地讲,我们朝阳子弟学校在当时是一所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非常不错的学校了,全校有20多名老师,他们大部分属于城市高中毕业的下乡青年,还有师范毕业的老师,抚顺教委要对老师要进行定期集中培训,因此学校教学质量相对比较高。而它主要招收林场的孩子。
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度过了9年时光。今天回忆那段时光,宁静偏僻的朝阳林场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天地,却是我无比巨大的世界。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生活是那么单调,没有多少玩具,即使有,也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没有电视,一年能看几场电影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似乎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上学,然而在当时,即使是这样,对于还是孩子的我们来说,充满了无限的乐趣。所有那些学生间的打打闹闹、师生间的“斗志斗勇”每天都在上演。
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这个“好”字主要体现在学习成绩上,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我的学习成绩都是班里最好的,为此,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也是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但是好学生并不意味着我就个乖学生。我和我的大弟弟在年龄上只差一岁,天生的兄弟亲情使我们成了无论什么时候都绑在一起的“死党”。上学放学,吃饭睡觉,几乎是形影不离。冬天的时候,我们拉着雪爬犁一起上山为家里拣柴,到了学校更是“兄弟团结如一人”。由于不在一个年级,我和弟弟不在一个教室,虽然我和弟弟和教室相邻,但这并没有隔断我们的兄弟联盟。那时候,学生间打打闹闹是常事,每当听到弟弟那边有什么动静,我就立刻跑过去帮他“出手”,同样,若是听到我这边有什么动静,弟弟也会跑来帮忙。因为互相帮忙与小朋友打架,我俩没少挨父母的打。
可能每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必定都要经历那么一个阶段:时不时地闯点祸,被父母“深刻”地教训几次。我曾经闯过最大的一次祸,就是扔石块把一个同学的头打破了,但直到我长大成年,父亲在谈到我们几个孩子时,常常用一种略带遗憾的口气说,中华,你小时候我就没有打着过你。父亲说这话并不是在夸奖我听话、不犯错,而是说我在犯错后所采取的策略不同。
我和我的大弟弟只差一岁,共同玩耍的时候,因为是哥哥,长一岁,所以,一般情况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由我来拿主意,这与我在今后性格中做事果断、有主见很有关系。虽然它对我性格养成有益,但在当时孩子们犯错误的时候,我却是“主谋”,比如打破别人家的窗户玻璃了、和同学打架了。在通常情况下,主意都是我来出,错误则可能是共同犯,但承担后果,则又是另一回事儿了。由于许多“事儿”常常会被告到父母那里去,因此,我们必定要面对父母。大弟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在父母面前进行辩解,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父母会认为他是在狡辩,即使事实上他占理,他的辩解也会让父母更加恼火,因此常常免不了挨揍。与大弟弟采取的方式不同,我比较注意察言观色。“犯事儿”后父母回来,我都会仔细观察父母的表情,由此,我来判断他们是否已经知道我“犯的事儿”,如果他们面如平常,就证明他们并不知情,可以蒙混过关。如果事情已经败露,我也要认真观察并加上理性判断,看此事是否会招致挨打,如果只是训叱我也就“伏法认罪”了,从不去辩解。如果事态严重,我就会启动新的应对模式。当我判定确实免不了挨打,在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小心,若是父母已经在家了,进家门的时候,我总要留心站在离门口比较近的地方,这样以便父亲要动手的时候,我可以及时逃跑。然后我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策略,在外面等时间过去,估计他们怒气已消不再打人的时候我再回家;如果不幸,我已经在家里,而父母从外面回来时,我则会很快地向窗户附近运动,做好跳窗逃跑的准备。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我出生的年代,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父母刚刚从饥馑中恢复过来,我便呱呱坠地了。此后几年,弟弟妹妹也接踵而至,这让我们那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显得紧张。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的成长与今天的孩子有着许多不同。朝阳林场只产林木,不生产粮食,吃粮靠计划供应。我的童年印象是在一个“票证时代”中形成的,那时候,各种商品都要凭票购买、兑换,买粮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家里父母加上我们4个孩子,挣钱的人少,吃饭穿衣的人多,尽管在吃穿方面都非常节约,供给的粮食中像高梁之类的杂粮多,家里从不敢浪费一粒粮食,在生活用度上更需要周密计划。但是,由于很多生活用品都需要用票据购买和兑换,所以我们家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里生活显得比较紧张,也非常正常。小时候,我们兄妹4个的衣服全都是母亲用家里那台缝纫机为我们做的。因为布料紧张,父母亲不得不从山东老家亲戚那里找来那种手工纺织的土布做鞋底。至于一件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再来穿,都是理所当然,大家毫无怨言的。在今天,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当年那样一种艰苦条件下长大的孩子,无论是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包容、主动体谅父母亲,还是同伴间互不攀比挑剔,都是他们心底自然萌发的普素情愫。
那个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普遍比较匮乏,上大学之前,我家里还没有电视机。1977年,我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是因为林场子弟学校组织我们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去林场第一个购置电视机的人家里看高中课程电视教育辅导节目,那也只不过是一台14寸黑白电视。在我更小的时候,林场里每半个月就会巡回放一次露天电影,每当在学校操场上架起那块白色的幕布,我们就早早搬来椅凳占位置,哪怕离开场时间还很久。的确,那时每一次放电影,都是我们一次精神上的盛晏。由于电影大多是战争体裁,像《红星闪闪》、《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比起今天的“大片”来,可能它们在摄取技巧、情节设计、后期制作上没法相比,但是当年它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映象,绝对不亚于今天的战争大片。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勇往直前等等,都是电影当年在我们心中铸就的军人形象,在我小小的内心深处,军人神圣而荣光,我的军人情节由此培育。可以说,电影影响和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世界。在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世界却没有因此而荒疏,反而因为精神食粮的单一而更加简单和执着。
……
试飞的过程,尤其是一架新机的鉴定试飞过程,往往要在数架飞机上经过几千架次的飞行才能完成。有些课目对试飞员的驾驶技术、操纵次序要求很高,不允许有任何差错。这既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也是试飞效益和周期的要求。作为试飞员,必须盯着安全和进度,完善自己的每一个操纵动作。一旦飞机升空,就要集中精力,把感官的每一根神经调动起来,确保不发生操纵和设备使用错误,不漏掉任何的蛛丝马迹。为此,作飞行卡片在地面准备中可以强化记忆,提高准备质量,在空中飞行中又可以避免错、忘、漏,保证每一次飞行都是安全高效的。很多试飞员都有这种习惯,包括我接触过的许多国外的试飞员都是这么做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反映出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良好习惯。这些年,我做的1100多张卡片,记录了我每一次试飞的分分秒秒,见证了我搏击蓝天的一个个难忘时刻,我观察到仪表指针一个细微颤抖,就可以避免一起机毁人亡的惨重事故。
2002年5月6日下午2时,我驾驶歼-10飞机进行转场前巡航特性检飞。飞机起飞20分钟后,我发现飞机液压表系统2的表针轻微向下摆动。这一细小变化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不是液压系统有问题?”我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并立即与地面监控系统联系,询问飞机的液压系统是否异常。地面根据监控系统显示,答复“没问题”。虽然地面答复液压系统正常,但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因为液压表指针重心不断下移的现象,使我觉得飞机一定有什么问题。为防止出现意外,我立即请求返航,迅速调头向本场飞去。我一边飞行,一边观察液压表指针变化,20兆帕、19兆帕、18兆帕……表针已低于正常值,表明飞机的液压油量在迅速减少,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根据歼-10飞机液压系统的功用和试飞经验,我知道,必须抢在液压系统不能工作前放下起落架,这样一方面可以使飞机正常着陆,另一方面,可以尽快消耗掉多余的燃油,保证飞机安全着陆。此时,飞机高度9000米,距离机场130公里。在9000米高空放起落架,对飞机和试飞员都是严峻的考验,因为这样飞机状态很难保持,稍不留神,飞机还可能出现新的情况,造成风险叠加。为确保正常放下起落架,我将飞行速度降至500公里/小时,大胆果断地放下起落架。此时,飞机仍然没有任何故障迹象。一分钟后,飞机主告警灯开始闪烁,同时飞行员故障清单显示液压系统2压力低。与此同时,飞机的应急动力装置自行启动,但我知道,这套系统的燃料容量只能维持飞机10分钟的正常工作。我一边继续下降高度,一边调整飞机状态,当飞机距离机场还有20公里左右时,液压系统2压力表指针已指到“0”。7分钟后,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由于没有液压,飞机已不能正常刹车,前轮转弯失效,我使用应急刹车系统将飞机停稳在跑道上。此时,飞机的应急动力装置只剩下2分钟的余量。厂家评价:“处理得非常好,保住了科研数据,同时,比较早地发现了导管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部部长晏祥说:“中华,你挺明白,知道先把起落架放下来。”我说:“不放,我就放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