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美国一直是世界公认的航天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太空军事力量。在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争中，美国太空优势和能力都是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关键，美军作战体系对太空力量的依赖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出其右”。从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空天一体概念以来，美国太空军事力量主要依托空军发展，太空军事预算的90％也投向空军，但其他军种、国家情报部门和国防部其他直属机构也深度参与太空军事活动。这种多方参与、各自为政的状况已持续多年，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太空组织与决策极其分散。罗杰斯提到，他曾问国防部要一份国家太空安全组织机构图，以便他了解掌握在国防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之下是谁负责太空领域决策，国防部回答“没有这样的图”。政府问责办公室给他提供了一份涉及太空安全的60个机构名单，他发现在国防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之下，有一群人负责太空事务。从理论上讲，空军部长兼任“国防部首席太空顾问”，但顾名思义，“顾问”是不负主要责任的，而且在空军内部，一旦太空任务与其他任务的轻重缓急发生冲突，很难保证空军部长会优先关注太空任务。一言以蔽之，每个人都负责，就相当于没有一个人真正负责。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说“不”，却没有人真正负责，没有人被授权说“是”的体制里，最好的领导也不可能获得成功，这是美国太空军事发展面临最大的深层次问题。
二是太空预算在空军得不到优先保障。太空任务仅仅是美国空军12项“核心职能”之一，无疑需要与其他核心任务领域竞争经费，很难设想空军会把太空领域列为预算保障的第一位。以2012财年预算为基准，2013财年空军用于太空领域的预算下降了28％，而当年总的空军预算只下降了13％。如果根据空军去年提交的预算申请进行测算，到2021年，空军太空领域预算相比2012财年将下降23％，而同期空军总的预算却要增加30％！这个数字对比清楚地反映了空军对太空领域投入的“重视程度”。再比如，军用气象卫星采办，美国空军放弃了已花费5亿美元、性能优异的军用气象卫星DMSP20，转而仅仅依靠那些不能完全满足国防部其他用户需求的民用和商用气象卫星，归根到底就是不愿把钱投到太空领域。
三是空军对太空任务军官的培养缺乏有效机制。在美国空军内部，与飞行员相比，太空任务军官的晋升渠道与空间相当有限。以空军太空军事人才聚集的“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为例，中、高级军官的员额缺编35％，但下级军官的员额则超编50％，这一反常对比说明太空军官难以得到重用。空军指挥院校培训中涉及太空军事的内容极少，与太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成比例。比如，空军战争学院、空军指挥和参谋学院为期一年的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中，除选修课外，太空军事课程只占2学时，占450个总课时的比例还不到0.5％。如此安排怎能保证空军指挥员树立太空思维、了解太空技术与战术？以前，美国空军曾为负责太空的采办与作战军官颁发太空徽章，但几年前改变了做法，只把太空徽章颁发给太空作战军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陆军不管你从事的是与太空相关的计划、采办还是作战专业，都会被授予太空徽章。由此可看出，空军对太空优秀人才的重视还不如陆军，对太空军事文化建设也缺乏长远考虑。
四是太空军事项目需要更好集成。美国海军负责管理和运营先进的移动通信卫星星座MUOS。MUOS相当于建在太空的移动电话信号塔，目前有5颗卫星在轨，具有很强的能力。然而，由于地面用户终端交付一再延迟，导致该星座90％的能力不能投入实际使用。对一个投资70亿美元、能够提供关键作战能力的太空项目来说，这种状况是不能接受的。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天基红外系统地面终端、GPS M码应用终端等。出现上述情况，根本原因是太空军事项目一体化集成薄弱，缺乏多部门紧密的协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