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到体系
下面这个历史细节极富象征意味。
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司令驾驶战机升空，但还没有等他发现敌机，即被对手击碎。他一定至今难以瞑目：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出手的机会。
如果现在告诉他，你知不知道自己正进入体系时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一声慨叹。
是的，在强大的体系优势面前，个体力量会显得如此无处着力，哪怕你是空军的顶尖代表。
其实，体系的发展早已显出了端倪。
一战、二战，代表着空军最高战力的“王牌”一度灿若星辰，一个个名字如灯塔高照着空军的荣耀。德国的冯·里希特霍芬、英国的阿伯特·鲍尔、法国的乔治·居内梅。
那时，王牌飞行员个人的勇敢、智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场空战的胜利，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制空权。正如冷兵器时代武士们个人技术对战斗胜利的影响至为关键一样。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我们也拥有了王海等中国空军自己的王牌。
然而，到了越南战争，王牌早已悄悄地成为难得一见的景观。
1972年10月13日，杰费雷·范斯坦上尉成为越战中第三个王牌，也是该战中最后一个王牌，他同时成为世界空战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王牌。
让人难以察觉的是，与“王牌”辈出的时代渐隐渐没相应，一个体系作战的时代正迈开自己强壮的双腿。
也正是这个时代到来的悄然性，时至今日的许多空军官兵仍然没有彻底搞清，到底什么是体系，它有什么特征，需要怎么把握，只是笼统地听着各级叫响了“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这一个时髦而顺口的概念。
那一年，航空兵某师到大漠戈壁体验复杂电磁环境。尽管自恃训练有素、战术多样，但对手才施放中等强度干扰，己方战机雷达就雪花一片，导弹引而难发。
雷达某旅首次参加多兵种体系对抗演练，对手还未出招，就自乱阵脚。雷达屏幕上，战机搅作一团，操纵员压根分不清“敌”机我机，急得指挥员直跺脚。
在我们还没有弄清到底体系为何的时候，体系却以不可阻挡的姿势，一步一步向我们紧逼而来。
许多部队感到了阵痛。
“没有雷达、导弹等体系的支援，再过硬的‘金头盔’上了天也会弃甲丢盔！”
“洋相出大了，可又怪谁呢？平时与航空兵的应答训练少之又少，真到了实战，谈什么协同！”
阵痛其实预示着“分娩”的喜悦，就看当事者有没有那样的知识和精神准备。
人民空军就这样迎来了一个自我更新的拐点。“空军是一支飞翔的军种，本身具有俯瞰万里的视野、容纳百川的胸怀，面对未来战场，更需要有开放的思维，包容的气度以及协作的精神。”一位空军学者概括了当时空军对体系的初步认识。
这，已不仅是对体系价值的认同，更是自身属性的觉醒。
一旦觉醒，前进的步伐便不能停止。
2008年，航空兵某师牵头，与驻地诸军兵种兄弟部队携手，常态化展开对抗空战、低气象起降等实战化训练课目，走开了一条多要素集成协作区训练的新路。
2014年，北空设置“兵种纵横谈”，组织不同兵种部队主官展开研讨交流，打开学习边界，打破兵种壁垒，同时，也打通了战斗力脉络。协同思维，充盈着每个人的头脑。
去年夏天，空军体系对抗演习烽烟再起。演习除了突出部队协同作战、融入作战体系的能力，首次引入第三方兵力模拟介入，临机导调侦察、干扰、支援等急情、险情，使战斗力水平在真对实抗中得到历练提升。
此次演习的某个演练日，航空兵某团受领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夜间复杂电磁环境下，突入雷达和地导密布的“龙潭虎穴”，找到并击毁目标。衡量诸多方案后，该团飞行员马斌驾驶战机超低空飞行，出其不意地从“敌”地面防守最为密集的中路突破，一击成功。
好个千里走单骑！马斌却说：“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电子干扰、支援掩护、精准指挥，都在我身后！”
体系不仅给予人力量，更延伸了中国空军人的目光。
我们看到，随着改革的涛飞浪涌，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系将得到实行，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将得到构建。
于个体而言，体系使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位置，使我们既不妄自菲薄，更不妄自尊大。激情和智慧在协作精神的光照下，显示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于军队而言，体系让一支军种看清了所处的时代，认清了胜利和胜利的位置。当我们具备了这种宏大的视野，就具备了高位瞰制的优势。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将更加有利于空军作为一个整体力量深度融入世界新军事革命向空天化演进，更加有利于空军把握由量变积累到质变跨越的转型关键期特征，加速推进转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