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铁西瓜”作证的真实历史）
前段时间，在网络上不仅蔓延着对英雄的嘲讽和污蔑，还流传着诸如此质疑历史的声音：“‘地雷战’那些故事靠谱吗？”“一个土地雷能有那么大威力？”“靠那铁疙瘩能保卫家园？”
无可否认，那段烽火硝烟远离生活在和平岁月的人们已有70多年，但那凝结着血与火的过往，却不应忘记，更不该妄疑。任何对真实历史的诋毁、消解，甚至无视，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与某些人别有用心的历史歪曲不同，一些作为当年战争罪人的日本军人却有着真实记录历史的作为。曾任侵华日军独混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自己的日记中就有亲历“地雷战”的详细叙述：“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到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
地雷，土得掉渣，憨得可爱，常被抗日军民诙谐地称为“铁西瓜”。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铁西瓜”到底曾发挥过什么作用？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之外，地雷战曾演绎过何等的精彩？穿越时空，走近战争，让邂逅与发现捍卫我们的英雄，捍卫我们的历史。
——编 者
“铁西瓜”从冀中走向战场
走进河北省阜平县五丈湾村，笔者才发现这里并不是1个村落，如今已是拥有11个自然村的行政村了。踌躇间一时竟不知该往哪儿寻访有关地雷的踪迹，抬眼望去，阳光下、院落边，一位老人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几个家人正有说有笑的闲聊着。笔者赶忙上前询问，不想这位老人竟是当年李勇民兵中队爆破组的组长。
“我们用黑布把眼睛蒙上进行埋雷训练，从早练到晚……”
一提起地雷战，已经93岁的郑作仁老人两眼闪出兴奋的光芒。几年前，他已经大脑萎缩、半身不遂，但谈起往事，这位当年的爆炸队员仿佛思维瞬间“重启”，满脸的皱纹像花一般绽开。他哆哆嗦嗦扯过笔者手中的纸笔，一边解说一边画起了各种地雷的形状和埋雷的草图。虽然口齿不清，画出的线条也扭曲得不易辨认，但很显然，关于地雷的一切，他至今还了然于胸。
1938年春，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找到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熊大缜，向他下达了研制地雷的任务。此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和地雷、雷管等爆炸性武器。随着研制成果频出，“技术研究社”发展成为冀中根据地炸药厂，后又扩展成了较大规模的兵工厂，拥有2000多人，不仅能大批量制造手榴弹、复装子弹、掷弹筒弹，还能修理各种枪械。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很快筹建起两个兵工厂，并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山东纵队兵工总厂，并于1939年开始研制地雷，由原先研制手榴弹的石成玉负责，在较短时间内制造出了10公斤的拉发式地雷。
接着，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也开始研发便携式地雷。到1941年，八路军军工部共制造了10000余枚10公斤地雷和部分“5斤雷”，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和各个根据地。为促进弹药生产，中央军委发出“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等指示。毛泽东明确指出：“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1941年3月，八路军军工部在山西武乡县温庄村和黎城县东崖底开办了第一届地雷培训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并编写下发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教材。经过培训的“种子”回到各地，再进行层层培训。1942年1月，北岳军区武装部开办了第一期爆炸训练班，学习地雷的制造、埋设等技术，聂荣臻亲自讲了一堂地雷战术课。随后第二期、第三期训练班也陆续开办。
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社论，号召所有男女老幼，要用“麻雀战疲劳敌人，扰乱敌人，用地雷战使敌人寸步不敢移动”，在华北大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地雷热”，出现“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的场景。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他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就曾有关于一个村子制造地雷的情景记述：“在一个院子里，我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们都在制造黑色的炸药，熔铸地雷的模型，把装好炸药的地雷有次序地堆起来。因为缺乏金属做地雷的外壳，有些人挖空了石头来做成石头地雷，还有人装满瓶子、水壶甚至茶壶；有一个人别出心裁，做成一个木质大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