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记忆》第一部的发布会上，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提出了“音像史学”的概念，对此书的价值予以肯定。他说：“由于照相术、电影、录音技术的发展，在我们传统的文字史学之外，出现了新兴的史学门类，即音像史学，就是用声音、图像来记录历史。音像史具有形象、直观的效果，可以补充文字史的不足，更加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既往历史的认知。”
杨先生还是从“有益补充”的角度来谈，但笔者却愿意将“影像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叙事系统来看。过去人们的认识是，影像是依附于文字的，但是在《国家记忆》的这批照片上，美国照相兵在拍摄后都及时记载了照片的背景资料，2.3万张照片，说明文字翻译下来近300万汉字，因此照片及其附属文字已独立地构成了一个叙事系统。如果把这些图片在结构上做一番整理归纳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忆，并不需要其他依附。日本战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一亿人的昭和史》，就是以每日新闻社保存下来的战争新闻照片，采用“图文书”的体例编写的，它成为日本公众关于战争历史认知的基本读物。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其发端也许是多年前风靡一时的《红镜头》《黑镜头》及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系列丛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摄影影像作为记忆和传播媒介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较其他媒介有难以替代的优势。这尤其显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在急速的现代性转折时期。当只有影像才能记忆人类瞬息万变的历史脚印时，人们发现影像的记忆远比艺术的想象力要重要得多。摄影所纪录的社会发展，其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冲突的激烈，也比任何其他记忆载体在真实性上更具力量。
以抗战时期的影像史料为例，由红色摄影家沙飞创建领导的摄影队伍所拍摄、保留下来的照片资料，实际上构成了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政治话语权“佐证”，这显示了新政权高度的“影像自觉”。在抗战初期，沙飞就在摄影底片的保存方面制定了严格保护纪律，要求部属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底片资料，提出“人在底片在”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1942年残酷的反“扫荡”战争中，晋察冀的摄影人以自己的鲜血，保护了珍贵的革命影像资料，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目前幸运地被保存在档案室中，这是沙飞等革命摄影先驱的功劳。在沙飞不幸被冤杀之后，石少华接续了对革命摄影的领导工作。在长期的领导位置上，他坚持贯彻沙飞对历史资料的保护意识，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措施和纪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密资”制度：即要求核心部门的摄影记者将全部的拍摄资料上交，对未能发表的照片一律以“秘密资料”方式封存。这项措施让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得以留存下来，现在还封存在档案库中。由沙飞和石少华制定的这些制度，及由他们所培训的革命摄影干部随着国共内战的展开，分散到了全国各地，结果成为新中国各主流传媒摄影部门的普遍制度。
与中共方面的影像史相对比较完整不同的是，国民政府的影像资料就显得较为稀少。在民间收藏市场上出现的民国影像资料，主要是家庭私人性的影像，社会性的影像较少。最近这些年由于一些文物贩子在国外有意收购有关中国的影像，一些早期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私人像册开始“回流”到中国。这些影像非常芜杂，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而《国家记忆》团队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拷贝的抗战影像，从规模、数量上都堪称史无前例。据笔者了解，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馆聚落和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史研究中心，也通过多方努力拥有了大量库存影像。实际上，这样的照片目前还有许多沉睡在国外，有待有识之士继续搜寻打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