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家虽大却力量衰弱的中国想对抗小而强的日本，只靠正规战必败无疑，对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认识。日军大举深入中国内地后，总数不过5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后为发展方向，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过50万军队。最终结果是，8年后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到百万之众且建立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或灭或降或逃，所剩无几。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这是回顾抗战史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共产党最早认定“到敌后去”的发展方向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这一点在近代世界各国已有公论。纵横西欧无敌的拿破仑被西班牙的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的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只好妥协，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谈起在近代中国进行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顶级大师，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权者，则一向只注重正规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后群龙无首的各路义勇军也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能坚持长年游击战。后来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时，国民政府只进行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心存忧患的中国人无不思考作战的对策。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以对抗日本，这显然力不能及。
在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今后对日采取何种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了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县城。毛泽东在与他彻夜长谈时讲到了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
后人不能不钦佩，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及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改编并出师前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能配合正面战场，且更易被日军围歼，于是，两党达成了协议，抗战期间共产党以敌后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
八路军出师晋东北首战平型关之后，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如在115师政委聂荣臻指挥下，八路军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该部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晋察冀边区这一“模范根据地”的建立，证明八路军在日军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脚，并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当时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为它的新前线。
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并建立了根据地的事实，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生妒忌。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军事会议上便说：“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点，不假思索地为他们作过分夸大的宣传，似乎只有这一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这种荒谬悖理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只会一天一天地助长共产党的嚣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