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共在南岳衡山合作开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靠“减租减息”
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因政治素质差（众多将领见形势不利就投降便是例证），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自然导致军心不振而经不起艰苦斗争考验。蒋介石的心腹、与毛人凤和郑介民并列为军统特务三巨头的唐纵在日记中对此也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当年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了民众负担，这也决定了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番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这里面所说的“见绌”的根源，恰恰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
在日军一直进行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还能发展壮大，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所唱道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全面抗战刚开始时，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这样便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阎王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日军“扫荡”的时期除外），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等武装就此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而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其实仅“坐”如何能“大”，只有“越抗越大”，靠军民持久奋斗才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据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说，他的“御用挂”（日语，意为负责为皇室和皇帝办理事情的人）日军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了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埋在红砂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
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最看重实际的中国老百姓通过得到物质利益，才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军队。国共双方军队在敌后的不同结局，其根源就在于此。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4期）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