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年夜饭：唯一一碗腊肉送给了伤员
石厢子红色遗迹。 胡润林摄
残阳如血。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西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75户汉、彝、苗人家杂居。地处大山深处，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
雨，依然淅淅漓漓。毛泽东的心情也仿佛雨天一样。虽然在此前的遵义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常委，重回中央领导层，但出山后参与指挥第一仗就遭受重创，显然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方损失均为3000人左右。然而在毛泽东眼中，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更何况，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战火千锤百炼的精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抗战时期，连红军的卫生员、炊事员都能到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若干年后，毛泽东还对土城之战难以释怀。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有所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从失守赣南到兵败湘江，红军元气大伤。眼下，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在他看来，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按照“攘外先攘内”的一贯思路，这个春节，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1日，也就是春节前的三天，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此次（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他告诫，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大年初一，蒋介石登临庐山，与杨永泰、熊式辉等一干大员细商对日外交。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庐山别墅“美庐”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毛泽东显然没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民国日报》，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这段时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的未尽事宜。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信威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周恩来1972年7月5日谈到：“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那个春节，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也就是蒋介石下达《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和全军的思想统一，成为遵义会议的有力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