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解辛平文章：努力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六）
无论是积习之痛，还是发展之忧，归根结底是人治之弊。
人，是军队法治化最难解的那把“锁”——
这把锁，带着几千年漫漫人治史的基因，饱含“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教训；这把锁，烙着“长官意志”的印记，打着“特事特办”的幌子，布满“潜规则”的锈迹；这把锁，有“面子”与“政绩”的私心作祟，也有因一时之利搞短期行为的急功近利……
“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的深刻洞见启示我们：“法依人”还是“人依法”，是人治与法治的分水岭。
“法依人”意味着法律不得不服从于权力，领导因此可以“言出法随”，一言立法、一言废法；预示着规矩让位于人情，标准屈膝于利益，程序服从于关系。
人，是军队法治化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掌握这“钥匙”，需要一种“合法性思维”，一事当前首先考虑循法律、遵规矩、守纪律；掌握这“钥匙”，需要一种“权利义务思维”，坚持权责对等、行使多少权力就负起多少责任；掌握这“钥匙”，需要一种“程序性思维”，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确保公平正义。 做到这“三位一体”，才真正掌握了这把“钥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掌握这把“钥匙”，知不易，行更难。“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然而，“法之不行”往往“自上乱之”，破规矩的常是立规矩的，正如纪伯伦在《法律》中所言：“你们喜欢立法，却更喜欢违法。如同那在海滨游戏的孩子，勤恳地建造了沙塔，然后又嘻笑地将它毁坏。”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告别人治、走向法治，是我们从昨天汲取到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迈向未来的崭新起点；告别人治、走向法治，我们任重道远——
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必须坚持以纪律建设为核心，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必须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提高官兵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
（七）
依法治军的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法之不行，自于贵戚。”不能一讲依法治军就眼睛向下，认为法治是“领导治部属”“上级治下级”“官治兵”的手段。作为依法治军的主要执行者，军队各级领导干部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人们注意到，习主席在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将“尊法”提到首位。
一个词序的改变，触碰的是这样一个现实：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不屑学法、心中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预司法、徇私枉法，利欲熏心、贪赃枉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变通式执法，导致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治精神难以得到刚性落实。
一个词序的改变，直面的是这样一道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权力是把双刃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这句哲言警示我们，依法治军，最需要管住的是权力，最难管住的也是权力。
时下，“任性”一词很热，“有钱就任性”“有权就任性”“有资源就任性”……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任性就是王权。君主权的理念，不外是一种任性的、意志决断的理念。
权力有多任性？有的主观臆断，搞一言堂、家长制，公然宣称“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法”，做决策、办事情搞个人说了算；有的违法决策，一些租赁合同动辄一签就是30年、50年，结果“为官一任、贻害几十年”；有的随意决策，无视规则程序，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对于公权力而言，有权绝不能任性。不把权力关进“笼子”，人就可能掉进“笼子”。“制度的笼子”，是对滥用权力的强制约束，也是对用权者的有效保护。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习主席的告诫指出了治官治权的路径——
推行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出台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加强组织保证，“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树立鲜明导向，“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睿智者治法。毛主席曾多次在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亲自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大家：“你们不仅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今天，各级领导干部唱起这首歌，内心是否还记得，我们当初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是否还在随时掂量纪律之重、军法之威？是否还在思考，我们为谁当官、怎样当官和当官干什么？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直面这些问号，每天都是“赶考日”。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治官治权这场“大考”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