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创新，应注重挖掘传统理论的价值
创新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新发展，而不是割断历史的“超越”。创新离不开对传统军事理论价值的深度挖掘和重新发现，否则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传统军事理论的思想火炬光耀后人。在海湾战争中声名鹊起的美前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曾讲，“战争的技术手段虽然日新月异，但战争的基本原则却恒久不变。”究其原因，即在于战争的实施方式虽在持续演化，但战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本质却并未改变。一些军事理论的内涵外延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但很多建立在战争实践基础之上的根本思想和原则却往往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生命力之强往往出人意料，在今天的理论创新中必须引起重视。
从传统理论中汲取精华是重要创新路径。创新的军事理论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很多都是受到传统军事理论的影响和启发，经历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美军组成研究小组，在考察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集中研究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名家的军事思想，结果产生了“空地一体战”。德国的军事专家鲁登道夫吸收法国的“总体战”概念，研究提出了“国家总体战”理论。
以宽广的视野看待继承与创新。世界文明源远流长、绚烂多彩，其中的传统军事理论蕴含着各国在国家安全和军事领域的深层思考，代表着各国的独特认识，为军事理论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在继承发展本国军事理论精髓要义的基础上，还需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充分认识世界各国传统军事理论的特色优长，取长补短，为己所用。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并结合实际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推动形成创新理论成果。
军事理论创新，应善于借力高新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高新技术对军事理论创新的推动力越来越大。恩格斯指出，“当技术革命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先进技术都发端并应用于军事领域。国际互联网技术即起源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高新技术的军事应用，必然推动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进而改变作战方式和相应理论。随着无人机、下一代战机、航天卫星、人工智能、网络攻防、高超声速、定向能等技术陆续取得重要突破，创新相应军事理论也已成为必然。
高新技术发展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方法手段。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领域的新方法新手段迅速进入军事理论研究领域，对军事理论创新产生了重要催化作用，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军事强国往往能在军事理论创新上先行一步，并占据有利地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系统科学“老三论”的引入，助力博伊德、沃登等军事专家提出了“战略瘫痪论”“决策周期论”“五环目标论”等新理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新三论”的引入，促使美国运用蕴含其中的自组织理论，研究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
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发展与军事理论创新的关系。多年来，有一种“技术至上论”，把军事技术当作军事理论创新的首要，甚至认为军事技术是军事理论创新的唯一动因和前提；还有一种“思维至上论”，认为军事技术在军事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性很低，思维的作用永远占据核心地位。其实应该看到，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不断深入，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军事理论创新不能简单地分析“物质与精神哪个更重要”，而应采取更加平衡的方法，以创新理论驱动技术研发、以创新技术驱动理论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融合两种方法的优点，借力高新技术发展加快推动军事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