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入海
■刘笑伟
车进湖南益阳清溪村，可看见一湾水，清清浅浅，从山坳里曲曲折折流出来。其实，大部分时候清澈的溪水被繁茂的草木所遮掩，是看不到水流的。只能想象水在草木间蜿蜒流淌，让乡间充满了柔软的诗意。
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的故乡。新时代以来，这个小小的山村与中国文学结了缘。以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命名的作家书屋遍布山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场景。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也吸引着众多文学爱好者来这里参观游览。沿着溪边漫步，不经意间就会遇到一个书屋，绿树掩映，白墙青瓦，煞是耐看。走进书屋，光线从木格子窗里漏进来，柔柔地映着书架上的书脊，让空气里充满了淡淡的墨香。
有屋子在，书就在；有书在，山村就有了灵气。清溪的水不舍昼夜地流着，水声淙淙，仿佛一页一页翻书的声音。眼前这动人的景象，离不开一个人、一本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不仅是一部文学之书，也是一部神奇的预言之书。
走进周立波故居，在一幅幅照片前徜徉，在一件件旧物前沉思，仿佛时光也充满了文学的意味。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周立波与人民军队深厚而独特的渊源。从故居的史料里，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战地记录者，也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杰出教育者，还是人民军队光辉事迹的不倦书写者。1937年，周立波毅然放弃上海的都市生活，奔赴抗战前线。他先后两次以记者和翻译的身份深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陪同国际友人、记者史沫特莱。第二次，陪同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行军间隙，他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译成英文，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声音。1938年，他将历时52天、行程2500余里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并出版，成为记录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珍贵文献。我在图书馆里读过这两本书，文风简洁明快，文字干干净净。那样的文字，不是坐在窑洞里就能“编”出来的。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文学艺术历来是不可或缺的战斗力。1938年4月10日，在全民族抗战最紧要关头，延安鲁艺成立了，旨在培养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文艺工作者，以服务于抗日宣传和革命事业。彼时，周立波在鲁艺任教，开的课程是“名著选读”。他讲托尔斯泰、高尔基，也讲中国的作家。1942年春天，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把目光和笔触投向了“大鲁艺”——扎根于人民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1944年，周立波报名参加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被安排在司令部担任秘书。他与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背包，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转战7个省，行军一万五千里。他受命在火线办报，独立负责《解放》报的写稿、编辑任务。他亲手刻蜡版、油印报纸，创作出版了《南下记》，让党的声音得到广泛传播。因此，他被赞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
抗战胜利后，他前往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亲眼目睹了我军官兵下乡发动群众的历史场景。这段宝贵的经历，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成为反映我军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文学经典。周立波曾说过，“无论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人民的生活好比是百花的土壤”。这话说得多好啊。
周立波的卧室极小，一张木床，一条木椅，临窗摆着张条形书桌。这个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位清癯的作家，坐在书桌前，把清溪村的人和事，一笔一笔记下来。
真正的作家，都有一个心灵的故乡。这个故乡或许是真实的，也或许是文学意义上的。1955年，周立波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回清溪村。乡亲们想不通：一个写了大书的作家，放着京城的好日子不过，回这山沟里做什么？估计也会有人背后嘀咕：“怕是犯了什么错误？”
周立波不解释。他脱下中山装，换上粗布衣，腰里系条蓝围巾，扛起锄头就下了田。起初，他连田塍都走不稳，有一回扯草用力过猛，一屁股坐到水田里，浑身上下泥乎乎，惹得社员们笑得前仰后合。他自己也笑，爬起来说：“这下真成‘泥牯牛’了。”
走出周立波故居，我来到一个作家书屋。坐下来，边品着粗茶，边和周立波的侄子周宾兴聊起旧事。伯父返乡那年，周宾兴才7岁。但他还记得，返乡那年伯父还专门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饭。
周宾兴回忆起，伯父非常平易近人，经常和乡亲们一起拉家常，一起干农活。干农活时，伯父浑身总是沾满泥巴，可见他多么投入。他还记得伯父说过，浑身沾满了泥不怕，要向水田里的老黄牛学习，成为人民的老黄牛啊。周宾兴还聊起一件事。他说，当年伯父在乡间体验生活时，邻居家死了一头猪，很伤心。周立波马上买来一头小猪仔送给邻居。他就是这样和农民打成一片。听着周宾兴的回忆，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深入生活”——不是下去转一圈，记几页笔记，是把根扎在泥土里，让人民群众把你当成自己人。
那些年，周立波白天和社员们一起插秧、割禾、挑塘泥。背上的皮晒脱了一层又一层，起了水泡他也不吭声。晚上收工回家，他便坐在那张条形书桌前，在煤油灯下写到深夜。有时写着写着，鸡就叫了。乡亲们心疼他，劝他少干点活，多写写字。他摇头：“不劳动，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也是空的。”
1956年，村里办起高级社，农民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周立波看着这番景象，心里热乎乎的。那个时候，他已写满了5个笔记本，记下了20多万字的素材。于是，他终于动笔开始写《山乡巨变》。写到得意处，他会念给乡亲们听，问他们像不像，真不真。听到有人说不像，他一遍一遍地改，直到那些人物从纸上站起来，能走能说能笑，和清溪村的农民一个样。1958年，《山乡巨变》出版了。邓秀梅、刘雨生、“亭面糊”、“菊咬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走进千千万万读者心里。
从书屋出来，夕阳正落在荷塘上。荷叶田田，有红蜻蜓立在花苞尖上，充满了乡趣。荷塘那边，一排红字标语在晚霞里格外醒目：“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标语虽是崭新的，可说的道理，我想周立波几十年前就深深懂得了。
村口广场上有一座雕塑，场景是周立波坐在乡亲们中间，正和一位老农说话。老农手里拿着烟袋，张着嘴，像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周立波微微侧着头，听得入神。站在雕塑前，我想到了“人民”二字。他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书写人民，最终写出了深受人民喜爱的文学巨著。
在书屋里聊天的时候，周宾兴还回忆起一段往事。那是1978年的一天，周宾兴前往北京看望伯父周立波。伯父对他说，如果有时间，想跟着侄子回老家一趟。为什么？因为周立波听说家乡机械化搞得不错，就想到长沙市附近体验生活，写出一部《山乡巨变》的续篇。周立波说，《山乡巨变》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这次就写机械化。后来，周立波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成行，成了永久的遗憾。
清溪水依旧流淌，日夜不停。水是从山里流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草木的清香，一直流向资江，流向洞庭，流向更远的地方。周立波当年就在这小溪边走来走去，看水，看人，看庄稼，看日子。他把看见的都写进书里。于是，这清溪之水便不只是水了，它流淌着一个时代的气息，带着一个作家对人民的深深情意。清溪之水深刻启示我们，文学只要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人民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获得无尽的荣光。
是啊，清溪水流向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就是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