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书信手稿
工作信函——忠诚而刚毅的革命战士
在邓恩铭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有32封是同中央工作联系、请示汇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到，不管多么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多么艰苦险恶的环境，邓恩铭始终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革命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勇往直前。
1923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那时的青岛，党的工作刚刚开展，邓恩铭孤身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在1923年10月19日给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邓恩铭是青岛党的事业开拓者。
比孤军奋斗更严酷的是斗争环境的险恶。
首先是经费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两年多，还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经费非常紧张。刚到青岛，一无组织，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这是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当时，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但“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筹”。现在所能见到的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31封信中，提到经济问题的有18封，明确提出要求增加经费、速寄经费的就有12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在经费方面的窘况。为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邓恩铭在争取中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同中央的书信往来中，他多次同中央商讨开办书店和学校的事宜。因为开办书店和学校，既能解决部分经费，又能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比经济问题更困难的是政治条件的险恶。
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早在19世纪中叶就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1897年后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强占。邓恩铭到青岛时，形式上日本已交还青岛，但一切实权仍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邓恩铭在给中央汇报青岛形势的报告中曾写道:“‘双十节’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五只，海陆示威……”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勾结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里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
此外，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较淡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难度。青岛“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青岛的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高压统治下也是噤若寒蝉，“最可恨青埠没有一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了。”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在青岛“民不与我合作，凡事把我们除外”。
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满怀信心地面对挑战。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1923年10月4日，他在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四方极有希望”，这是他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后来震动全国的四方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邓恩铭的远见卓识。
在邓恩铭的辛勤开拓下，青岛这片“腴土”很快结出了累累硕果。1923年8月，中共青岛组成立，这是青岛第一届党组织。很快，“路厂和港都已有组织，而纱、电、水正着手组织也。”“情形好极，异常乐观!”1923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独立组；1925年2月，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部。青岛市党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岛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邓恩铭在青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利用青岛的党、团员回原籍探亲等机会，到各地物色积极分子，传播革命火种。“我做事向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要欢迎我的帮助，我是不客气的。”他多次亲赴淄博、青州、寿光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