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被邀请观看多部新拍摄的抗战电影，每部影片都有各自风格，但最让我感动和惊喜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战火中的芭蕾》，不仅是战争影片的全新革命，并且融入了诗意的表现手法。仔细琢磨，还充满了俄罗斯电影的浪漫与风情。这让我久久沉浸在影片的意境中，影片结束了，我的情绪还在故事里，直到董亚春导演走近与我说话，才恍然地回到现实。
我拉着亚春的手说了句：“充满诗意的战争影片！”他点头微笑的同时，我似乎与他有着共同的思考。在当今电影市场化趋于成熟的今天，艺术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也生发出新的思路与创作模式，如何找到其自身的“特点”，有别于同类战争题材电影，是艺术创作上需要探讨与研究的课题。
我细细品味着这部战争影片的内涵与风格。《战火中的芭蕾》题材决定了人物和战争的命运，战火是硝烟，男人的刚勇与牺牲；芭蕾是柔美，女人的线条与微笑。这两者能融到一起，本身就是对电影艺术的挑战。影片中的人，以及人物交流的感情如何表现，是考验导演水平的一面镜子。
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后，苏联红军少尉安德烈在负伤后被一个中国普通善良的家庭收留，与照顾他的中国姑娘鹅儿之间产生爱情。同时，该片讲述了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中，为歼灭顽抗的日军而壮烈牺牲的124名苏联红军和中国百姓们的传奇故事。
故事看似简单，影片风格定位在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意识上，把战争推向了背后，用细节去打动人，用意念展开情感空间。影片中，一片羽毛从空中缓缓飘落，伴随着纷飞的雪花。冰雪湖面上，一群天鹅腾空而起。如此诗化的美感，是影片的一种艺术片创作的特殊韵味。整部影片定位于战争、爱情电影，影片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大量运用写意的手法抒发非纪实性的浪漫主义情怀，以雪白色的天鹅为抽象形象，散发出电影抒情诗般的气质。
在观看中，可以感受到马大铲子把负伤的苏联军人安德烈背回家，这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矛盾冲突在安德烈与鹅儿一家之间展开。鹅儿一家人对安德烈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马大铲子受王成友之托照看安德烈，翠喜觉得这个苏联人是一个大麻烦，儿子小六子的死成为彻底爆发的焦点。对于鹅儿来讲，她的态度是转变的，从最开始的完全不接受，到经过不断相处，两人之间慢慢地产生懵懂的爱情，两人从相识、相知、再到相恋，最终达到情感的高点。就在他们即将终成眷属之际，美好的人生梦想却被残酷的战争所击碎，整个过程就像是一道弧线在蓝天白云之中划过。
战争阴霾下的小镇，表面上看风和日丽，平静如常，却隐隐涌动着一股股暗流，日军惨绝人寰的“玉碎计划”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线。事件的表层印象与深层内在实质产生着巨大的冲突与反差。教堂内孩子们的唱诗班作为一个符号，在影片的不同情境中多次出现起到了增强形式感与隐喻象征的作用，血腥的战场与优美的芭蕾舞，阳光灿烂充满着青春幻想的面包房与阴冷、晦暗的地下室，都形成了一种强烈对比的叙述方式，留给观众更多地画外想象空间。这正是亚春导演的高明之处。
影片在色调的设计上，给了我心灵的颤动。战火硝烟与红色的少女衣裙，在旋转中，传达的是生命诗意的跳动。影片为了营造油画般的唯美质感，凝重的青灰冷色调与橙黄暖色调的对立与和谐成为色彩基调。在影调上，分为“阳调”与“阴调”，更好地诠释所追求的戏剧张力。所谓“阳调”就是视觉的直接呈现，恬静的小镇，色彩浓郁的白桦林，暖洋洋的面包店所透出的祥和与安逸。通过光晕、光斑、光线的散射来营造这种氛围。“阴调”就是暗藏的杀机，负隅顽抗的日军，玉碎计划，最后一战中充满血腥的拼杀都做暗调处理。另外，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秋天与冬天的边塞小镇，捕捉到特有的东北生态视觉化的效果。
鹅儿，是一个中俄混血的姑娘，纯洁。安德烈给她的情感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她对于爱情与芭蕾艺术的执着贯穿这个人物的始终。纯洁无瑕不含杂质的眼神和松弛的状态是这个角色的重点。安德烈勇敢、机敏。他与鹅儿之间的人物关系变化成了戏剧的核心。 索博涅娃是鹅儿的精神教父，既是小镇面包房的老板，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母亲，还是鹅儿学习芭蕾舞的启明星。她作为安德烈的生母，见证了安德烈和鹅儿的爱情。
当影片在银幕上展现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这一重要片段时，观众也许会获得这样的真切感受：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历史是不能忘却，也不应该忘却的。战火纷飞下的一缕天鹅羽毛，会让我们牢牢记住一段历史。《战火中的芭蕾》用诗与史，通过光影的艺术，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抗战故事。
（《解放军报》2015年08月27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