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极为重视军舰国产化工作。1888年，就在北洋海军成军当年，日本海军主力舰“三景舰”的3号舰——“桥立”号在横须贺开工，后于1894年6月完工并随即参战。（资料图）
文化的闭与开：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以快慢决胜负，其实是两国文化心态封闭与开放所带来的不同应变功效。
中华文化曾以强大的吸附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纪却转向自我封闭。18世纪末，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妄自尊大历来与因循苟且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被罢官；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朝野上下无他容身之地；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感叹价值《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先进的观念消耗在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拉锯中，淹没在根深蒂固的防御思想中，禁锢在“中体西用”窄小的变革空间里。近代学习西方受到传统思维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仅限于技术，海权矮化为海防。北洋海军被当作活动的炮垒，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愿望和能力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最后被消灭在威海军港之内。很显然，自闭自大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只能是行动迟滞和失败。
岛国日本和英国，被称为欧亚大陆的两只耳朵，消息灵通，善于学习。尤其是日本，一直处于人类文明边缘地带，没有自己的“轴心文明”时代，其生存哲学是以强者为师、以败者为鉴。日本先以中国为师，16世纪转而学习葡萄牙、西班牙，17至18世纪后掀起通过荷兰了解西方的“兰学热”。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全力学习西方以“脱亚入欧”，不像清政府仅限于技术仿效，而是力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相通相同。
中日文化心理的封闭与开放，最终导致亚洲文化师生角色对换，中心与边缘地位逆转。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评价说：“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没有经历痛苦打击而开放进取的民族具有前瞻性的智慧，经历痛苦打击而变革求新的民族具有适应性的能力，反复经历痛苦打击才能艰难学习的民族将一次次与机遇失之交臂，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愿意的人，领着命运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时间与空间一样，是战争的重要维度，是战争运动的基本依托，是体现战争效能的显著标志，是战争指导者能够利用的一种资源，也是战争实施者的一种追求。甲午战争告诉我们，传统战争虽然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大吃小”，其实同样也是“快吃慢”。在战场上，以慢吞吞对应快捷之敌，显然是必败无疑。以快胜慢，可以说是战争制胜的通则之一。认识到传统战争的以快慢定胜负，更加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信息化战争“快吃慢”的实质。只有平时磨砺兵锋，战时才能迅疾如风；只有大力改革创新，兵锋才会常锐不钝；要想战胜对手，首先必须不断战胜自己。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