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思想是闪电，行动是紧随其后的隆隆雷声。杰出领袖能够认清本质、洞察先机、带领军民走向胜利和辉煌，决不是由于上苍和运气的眷顾，而是用先进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引领实践的结果。确认领袖，实质就是确认一种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对行动和实践的支配权、领导权。
王明和博古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深层根源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王明和博古等人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脱离，他们的领导与群众脱离，他们的路线、战略和策略与客观现实脱离，这是导致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遭受重大失败、面临生死危机的根本原因。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锋和楷模。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方法；反对抽象理解中国革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土地革命的策略原则；反对占领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思想武装和政治建军的纲领原则；反对军事行动上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提出了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为主要内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原则。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实践，是对初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的胜利。
（四）
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广大红军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历史证明：党的成熟尤其是党的领导人的成熟，红军官兵的忠诚追随和英勇奋战，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真正的忠诚源于觉悟，坚定的追随来自认同。遵义会议后，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内民主、军队民主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前，红军官兵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扩大和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长征途中，他们知道是在为民族解放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知道自己的行动方向和目标，因而情绪高昂、意志坚定，忠诚追随毛泽东和新的领导集体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在四渡赤水时，一个13岁的红军小战士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爬山越岭，拼命追赶，饥渴难耐时以自己的小便解渴，三天三夜后终于回到大部队行列；过草地时，红军炊事员都知道向北向南问题，尽管面临饥饿、寒冷甚至死亡的威胁，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背起铁锅，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逃跑主义，沿着毛泽东等人指明的北上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民族抗战的方向前进，表现了广大红军官兵的铁的忠诚和铁的信念。
忠诚追随不仅体现在政治方向上，还突出表现在军事行动中。广大红军官兵用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铁的誓言，用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夺取胜利的铁的担当，生动诠释了忠诚追随的丰富内涵。1935年10月15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吴起镇而胜利结束长征，此时陈云正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长征情况，他在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在红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红军将士以巨大牺牲和辉煌战绩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领袖的坚定追随。
长征是一部由血与火、力量与智慧写就的伟大史诗，是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生命密码和精神基因的历史宝库。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一次新的长征，需要全军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推进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