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回望历史，我们深深感到：长征的胜利是“红军的道路”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道路自信的结果。
“红军的道路”之形成
何谓“红军的道路”？红军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红军的道路”靠什么实现？答案是：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开辟新世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英勇地发动和领导了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在成功与挫折甚至失败中，为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经过许多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努力，终归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只有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使革命力量获得生存、积蓄和发展。
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特点，阐明了小块红色政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从理论上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把这条道路称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道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对于走这条路体会最深，执行最坚决，效果最好，为此毛泽东把这条革命道路又概括为“红军的道路”。
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茶陵工作经验教训时，给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开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解决红军给养问题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负担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
在从1927年人民军队诞生到1934年10月以前的7年中，红军把自己当作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还积极通过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建设革命根据地。全国红军最多时曾达到30万人，根据地曾遍布于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其中有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皖、东江、左右江、海南岛、闽东、苏北、陕甘边、陕北、神府、川陕以及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因而赣南根据地以及与它相连的闽西根据地，被称为中央根据地。
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红一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放弃历尽艰难所创建起来的中央根据地，东南地区的红军亦在敌人围剿下先后离开根据地，使革命遭到极大损失。但在此后所进行的长征，依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道路的继续，人民军队依然坚持“红军的道路”，并取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