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军的群众工作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在敌军重重围困中的战略转移，使红军陷入了无后方作战、前进方向不断调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的红军仍然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把长征作为宣传、争取更多群众，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在更大范围内扩大“红军的道路”影响的机会。为此，长征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级指挥员，依然坚持群众路线，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亲自抓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天即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部署长征中的群众工作。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
1935年2月16日，即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赤水河地域作战期间，《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指出：“全体同志们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还指出：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
红军在长征中，处在行军作战的动态中，需要克服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载：“……仅红一方面军就翻越了8座山脉，其中5座经年被雪覆盖，跨越了24条河流，历经12省，还突破了中央军和10个不同省份军阀的包围，穿过数十年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10个土著地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遵照上级指示，仍然把做群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一是人人做群众工作，大力宣传群众。各个部队政治机关，连队的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很活跃。红军指战员人人注重宣传，传播胜利消息。有的部队向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和党团员提出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3条标语，积极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每到一地，注意调查社会情况，了解人民生活。
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用木炭、石块、粉笔、铅笔、毛笔写在墙上、路上、地上的标语、口号是很多的。主要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土豪劣绅”，等等。还有许多标语口号是针对当地实际写的。所以，红军在宣传群众方面，真是走一路，红一线，驻下来，红一片。
二是绝对保护工农贫民利益，遵守铁的纪律。红军宣告：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1935年12月23日、2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等领导，随部队跟进、检查发现一军团部队纪律严明，三军团、九军团部分部队并未认真实行“八项注意”，随即4位首长联合签署命令，分别向三军团、九军团严肃指出：“你们与一军团纪律比较恰成反比例”。“军委与总政治部严厉斥责你们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责令你们严格整顿纪律。”经过整顿，这两个军团的纪律迅速好转。广大指战员一切行动听指挥，绝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严格执行政策，不随便打土豪，不强买东西。说话和气，讲究礼貌。尊老爱幼，尊重当地民俗习惯，即使在战斗十分紧张、条件十分困难、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也不违反群众纪律，涌现了不少做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红军靠着铁的纪律，与群众保持了密切关系，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
三是扩大红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文件，总是把扩大红军作为一项重要的群众工作。紧张的战斗间隙，各单位只要宿营，尽管时间很短，也都积极做动员群众的工作。广大群众从红军官兵平等、爱护百姓，看到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十分乐意参加红军。沿途红军足迹所至，不管任何省份地区，所有村镇居民，各族、各界群众对红军莫不热烈欢迎，有的直接参加红军，补充了部队的战斗员，壮大了红军。1935年5月初，红九军团占领云南会泽，仅两天时间，就扩编1300余人，除补充原有建制外，还新组建了一个营。红军在贵州转战期间，苗、彝、回、汉各族子弟参军者达6000余人。在甘肃境内，有成千的回族子弟加入红军，红军为尊重其信教习惯，特将他们编在一起，成立独立的部队。
